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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但玄烨执意不肯稍离。他“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以供祖母所求。孝庄因“病势渐增，实不思食，有时故意索未备之晶，不意随所欲用，一呼即至。”见康熙如此殷切周到，正受病痛煎熬的孝庄也不禁老泪纵横，她抚摸着玄烨的肩背感叹道：“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不思食，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如此竭诚体贴，孝之至也。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玄烨“在宫中五日不竭诚默祷”。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下诏刑部，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其余一概藏等发落，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感动上苍，保佑祖母转危为安。然而，孝庄的病情仍在加重，“一句之内，渐觉沉驾，旦夕可虑”。万般无奈之下，玄烨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丁一项前所末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寒风刺骨。玄烨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官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玄烨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玄烨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依恋之至。
可是，玄烨的赤诚并没有感动上苍，这次不同寻常的天坛之行，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玄烨从此放弃亲诣天坛求雨的做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嘱咐玄烨：“太宗文皇帝梓官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 她知道孙儿对她的感情，担心孙儿过度悲伤，特在遗诏中指出：“惟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皮，以万机为重”。“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
尽管玄烨已有精神准备，但事情真的到来时，仍然难以承受。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玄烨水浆不入口，以至吐血昏迷。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例不割辫的祖制，不遵祖母遗旨，不听皇太后劝告，毅然割辫；又拒绝臣子关于“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蹄年”的奏告，决定将孝庄梓官安放在意宁宫内，直到翌年正月十一日发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春佳节，玄烨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他“每念教育深思，哀痛实难自禁”，恸哭不止如前。正月十一日，孝庄的梓官被迁往朝阳门外殡官，发引时，玄烨“割断轿绳”，坚持步行；途中每次更换抬梓宫的扛夫时，也“必跪于道左痛哭，以至奉安处，刻不停声。”玄烨执意为祖母持服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经百官士民再三劝奏，才勉强同意依照祖母的遗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连续六十天“不宽衣解带，犹末盥洗”的侍疾、守丧生活与巨大悲痛，几乎摧毁了玄烨的身体，他 “足疾虽痊，旧病丛生”。直到正月下旬，“力疾御门理事”时，还得令人扶着出入 。玄烨晚年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等病证，很可能就是此时落下的病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玄烨亲自护送祖母的梓官，前往遵化孝陵以南刚刚建成的暂安奉殿。孝庄去世后，玄烨谕令礼部并传谕诸王、大臣：“太皇太后祭物，俱照世祖皇帝往例。”表明祭祀孝庄的规格，完全同皇帝相同。
留给我们的思索：文明与传统
正说清朝十二妃 第一部分 留给我们的思索：文明与传统 作者 ： 章恺 孝庄与玄烨，是一对不平凡的祖孙，他们之间多方位、多层次的关系，给人启迪，令人深思。对孝庄来讲，玄烨不仅仅是亲孙子，在他身上，还倾注了自己对儿子福临的眷恋与负疚之情。她事实上给了玄烨双份的爱，将她作为一位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与作为一位祖母对亲孙子的关怀，融为一体，全部倾注于玄烨。在与儿子的关系问题上，孝庄有过沉痛的教训，所以她要千方百计搞好祖孙关系，同时也倍加珍惜自己与玄烨的祖孙亲情。
在玄烨心目中，孝庄不仅是自己的亲祖母，正像他本人所讲的那样：“朕自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逢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依恃，未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仗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他对祖母“晨昏依恋三十余年”，感到“依圣祖母膝下，如亲皇考妣音容。”玄烨将孝庄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时也将孙儿的亲情和孝敬，与作为儿子未能给与父母的回报，合在一起，一并给了祖母。
孝庄与玄烨同时又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培育孙儿的过程中，她始终站得高，看得远，目标明确，寓爱于教。她对玄烨既疼爱备至，又要求严格；既充满祖母深情，又不失一位导师的威严。她认真总结、吸取教育儿子福临时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方法。终于按照她心目中的模式，将玄烨培养成一位十分出色的皇帝，这对清朝的巩固与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孝庄在儿子福临身上没有能实现的目标与愿望，在孙子玄烨身上终于达到；从儿子那儿未能获得的爱与慰藉，终于从孙儿这里得到了补偿。
玄烨不仅天资聪慧，其自幼所处环境与清朝面临的局势，使他很早就具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所以能比较自觉、主动地按照祖母的指教，在各方面发奋苦学，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当他政治上完全成熟，可以独立处理国务后，祖母仍是他的导师和顾问。玄烨将自己的一切归功于祖母，他由衷地佩服祖母，敬重祖母，感激祖母的教育与培养。
孝庄能够培育出这样一个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个人而言，关键是具备完成这一艰巨育人任务的品格、素质、才能和修养。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她自己就很热爱学习，“无它好，独嗜书史”，“知书明理”，对满、蒙、汉三种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同时又有在皇太极、福临两朝三十几年的为政经验。所以，无论安排孙儿的学习，还是指导孙儿处理政务，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次，她深沉、坚韧、果断、敏锐，心胸宽阔，待人比较宽厚，这些对于玄烨的性格与气质，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孝庄极为关注清皇室即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朝政，“索以爱民为念”。福临去世后，她虽然成为清廷的头号人物，却很少权力欲望，甘心退居幕后，除去牢牢掌握清朝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外，一意扶持、培养孙儿，并于孙儿成长的过程中，逐步特权力移交给他，从而完全排除了祖孙之间存在权力之争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她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培养玄烨方面，收到圆满效果。
孝庄与玄烨的祖孙关系，还具有满汉两种道德、伦理观相互作用、兼容并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鲜明特点。玄烨的孝养思想，除去孙儿爱敬祖母等满族固有的朴素成份外，还体现出汉族封建伦常准则。玄烨曾说：“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他为祖母所做一切，既是出自真情，也是基于统治需要，旨在给自己的儿孙、臣民作出榜样，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对待孝庄那样对待自己，忠于朝廷，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统治，保证国泰民安的根本目的。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玄烨命礼部议定：“皇上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时，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照常随行礼，八旗一品大臣井部院衙门满汉尚书，俱令在午门外众班内行礼。”可见他不是将自己对长辈的孝敬，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祖孙、母子之间的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朝纲，要求全体朝臣遵循无误。这也是封建皇帝家天下具体体现的一个方面。
总之，孝庄身为祖母，在与孙儿玄烨的相处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起有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是她精心培养起与孙儿的感情，精心设计了这种她所满意的祖孙关系，精心培育出了一位中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名君。这是代表新兴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正处于蓬勃向上时期才能出现的现象，在古代中外历史上，也很非常罕见的。
另外，从孝庄皇后的晚年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她是多么的立足于传统。
首先讲信佛。孝庄文皇后晚年经常礼佛、持斋、诵经，其目的无非是祈求国泰民安、祈福祛病，诵经礼佛是他晚年的主要精神生活，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多遇大事，晚年年老体衰，除遇大事仍辅佐孙儿处理外，把自己的希望和祈求寄于佛事，是十分合理的解释。孝庄文皇后本出身于笃信喇嘛教的蒙古贵族。当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特别是清太宗时期，随着萨满教的逐渐衰落，对喇嘛教的尊崇则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当然其为辑抚蒙古贵族的政治因素。当1634年蒙古察哈尔部败亡，墨尔根喇嘛以白驼载护法“玛哈噶喇”金身来归时，皇太极大喜，当即下令于盛京城外建“实胜寺”告竣之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39年，太宗又派特使向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提出愿请高僧前来“宣扬佛法”，达赖果派使者至盛京，受到皇太极的盛情接待。当皇太极晚年患病之时，曾按喇嘛教的教义在盛京建四塔四寺，为太宗皇帝诵经祈福祛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孝庄文皇后仍笃信喇嘛教应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的。有关孝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