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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地方官员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而今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虽然为时有点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各地方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 、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4） 作者 ： 章恺 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但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实他们觉得并不那么甜美。政治上，它在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方针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首先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却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极为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在以往帝王也很少有过的事情。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着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更不是什么“假维新”。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清史稿·后妃传》中称：“（慈禧）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岛夷小国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重大的举措，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二十余年。而中国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宪政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政治资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趋严重。当时国内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1906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区分清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联名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中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政治遗嘱。
不久，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也开始进入一个更没有“重心”的时代。有谁能说民国初年比慈禧掌权时的清朝强了多少？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5） 作者 ： 章恺 是非功过：评说女人慈禧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女政治家、鼎鼎大名的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裕宕飞喜换岢鱿执褥蟠沽碧木置妫恢乱砸桓銮潮∥奘兜母救嗣媪渴治斩ㄖ泄拿舜锼氖嗄辏笨啥涎浴４褥溆胁啪叨滴藜叮酝砬逯泄拿耍呕嵩谒种斜涞盟グ苊宦洌罩劣型龉鹬种Ｏ铡！钡颐且朗紫壤凡豢杉偕瑁幢慵偕枇⒏甾仍D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泼辣了呢？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灾这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反而是外国人的评价较为公允。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再说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对她的总评价是很难下笔的，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过去我们既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又由于“左倾”的影响，对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一笔骂倒的。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何况慈禧又是一个妇人，而且根据种种传说，还是一个不正派的坏妇人，因而对她就更加丑化。
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