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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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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1955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20个)
  发一块牛奶糖,说:〃 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反右后,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政治、阶级斗争色彩很重,挤掉了人情味的地盘。赵太太的人道主义只好淡化些。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1957年,她们家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离温德先生家不到100米,也是靠湖边,草色青青。
  他们两家成了邻居,隔着一座小土山坡,约两三米高,长满了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站在温德先生家的大门口向南边望,你看不见赵太太家。
  遇上雨季,湖水漫过湖边的小路,只好爬小土坡走到赵太太家。
  许多年,温、赵两家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赵太太有时做些好吃的,亲自送给温德先生。赵先生路过温德先生家的花园,也在大门口站站,同老温德交谈几句。有一回我也在场。第一次听到赵先生说英语,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1957年赵先生被划为右派。罪名是攻击苏联专家,给教育制度提了些意见。处分是免了他的教授职称,贬他到图书当资料保管员。
  右派都是些讲真话的人。我想起也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教授。他有幸躲过了这场劫难。1999年,先生在〃 记张岱年先生〃 这篇短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 右派〃 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 幸福〃 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赵先生天性乐观、幽默。在逆境中,他总是一笑置之。但毕竟连累了家属。
  工资从三百多元减到一百多元自不必说。赵太太的精神受到压力也是显然的。更严峻的是子女的前途。
  赵蓉、赵侠高中毕业都没有考上大学。当时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父亲是大右派,母亲是德国人,能考取吗?
  后来赵蓉进了一家工厂当车工,赵侠做了卡车司机。改革开放后,赵蓉去了德国,投奔姨妈。
  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
  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
  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我去赵太太家做客的次数并不多。一个学期不过一两次。主要是怕打扰她。
  她的教学任务重,还有些家务。至于温德先生家,我每个星期要去一两次。他有的是时间陪我听音乐。遇上他忙,他便在隔壁小书房打字,我自己选唱片,开电唱机。
  1961年6月,校游泳池开放(紧靠西北角,是同学义务劳动挖的,离朗润园很近)。我几乎每天去。我读二年级,赵太太因为我爱游泳,便替我取了一个雅号:金鱼(Goldfisch)。有一天,我从游泳池来到温德家。老温德想告诉我一个秘密,表情有点神秘兮兮:〃 赵太太的女儿在同威尔逊谈恋爱!
  我在游泳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 这个信息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也引起了我的嫉妒。
  在我眼里,她一直是个小女孩,何况她又是我老师的千金。对她,我不敢有一丝一毫非分的想法。其实按年龄,我和赵蓉谈恋爱最配,比例最佳。男方比女方大五岁,符合上帝的〃 黄金分割〃。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了赵太太家。这回是破天荒第一次专门冲着老师的女儿去的。
  赵蓉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意图。晚上,赵太太留我吃饭,之后吃西瓜。赵太太在湖边(离她家大门口仅四米远的距离)安放了两个小凳子,让她女儿和我边吃西瓜边聊。(今天我才懂得,这是赵太太的默许或暗示)
  吃完西瓜,我特意掏出手帕,为赵蓉擦手。
  〃 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 赵蓉拒绝了!
  她的性格直,是游泳队的,不习惯含情脉脉。她不是《茵梦湖》中的女主角。
  后来我邀请她游过几次泳,并引起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口哨声。因为她长得像德国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毕竟当年我在男女关系上太嫩,还是一张白纸,不开窍,不敢使劲地追下去。
  放松了半年。有一天听说赵蓉同清华大学土木系一位教授的儿子好上了,也是游泳队的。消息传来,着实让我痛苦了一阵子。一切都成了定局。其实不然,是我的错误判断。
  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两家时有交往。
  1983年我由北京迁居上海。后来听人说,赵先生已去世,赵太太和女儿、儿子全家去了德国。她阔别自己的祖国已半个世纪,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我只有遥祝她们幸福。这些年,我常常会回想起她们,想起北大和朗润园,想起那里的一草一木,长夏清暑,西郊人静。尤其是湖边通往她家的那条小路。
  如果赵太太今天还健全,她该是九十多岁高龄了。
  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写到这里,我的内心在呜呜咽咽地哭。没有泪水,听不到抽泣。这是有关人生的哲学叹息。
  我爱赵太太全家!
  本打算在这里放几张我和她们的合影,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老照片给毁了。因为上面有外国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那是没有理性的、疯狂的岁月。今天的大学生很难想像当年国家、社会生活的错乱程度。
  个人会精神错乱,时代、国家也会。
  写到这里已是2003年12月1号深夜。缓缓放下了笔。我想到在德国柏林的赵太太全家。
  赵蓉的姓该是她妈妈的姓了。叫MarionLinke(玛蓉。林克)
  四十多年的往事远了,又是如此地清晰,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我记起唐朝孟郊的诗句:〃 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 (《古怨别》)
  第三部分温德先生我最亲近的老师,除赵太太外,便是温德先生了。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环境。
  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开唱片音乐会。
  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125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久的清华,她有时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 妈妈,你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 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 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 妈妈,你不害怕吗?〃 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 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 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害怕。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
  记得1959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三十年代初,温德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听说杨绛写过记念温德先生的文章,可惜我没有读到过。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去。我是惟一的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有时,整个晚上(从7点到12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
  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些锻炼。我问过他,怎么会收集到几千张唱片?同一首曲子便有三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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