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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戴高乐的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总是我去机场迎接来访的各国首相。
因为按当时的外交礼仪，文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去机场欢迎采访的国家元首。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之前的年月里，我几乎每单双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国总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旧没有摆脱政局不稳的局面，而戴高乐却在法国解决了。任何一个精明的制宪法学者都可能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政府结构。但是只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到对它的需要，而又有权力去颁布它。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给了卡珊德拉预知未来的天赋，但是后来又使听过她警告的人不相信这些预言的手段，把这种天赋变成对别人的咒骂。戴高乐知道光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一个领袖人物不仅必须正确决定该做什么，而且还应该说服别人。
去行动。白宫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感受过卡珊德拉的咒骂，都面临过这样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看到有一条正确道路可走的时候，推动不了官僚机构、国会或公众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剑刃》中，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必须能够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国中树立信任精神，他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
戴高乐争辩说，权威来自名望。而名望〃大体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决于具有基本的天赋。而天赋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生的颖悟〃。这种天赋是少见的。他写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说在出生时就具有这种洋溢着的权威的品质，它就象一种液体，尽管不能确切他说出它的成分是什么。〃
这一点近来常用〃领袖魅力〃这样一个时髦词汇来表示，它仍然是一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品质。
戴高乐写道，除了这个无法言传的品质外，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三种具体的品质：神秘、性格和庄严。〃首要地，〃他声称，〃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为亲近滋长轻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的神龛，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仆眼里都成不了什么英雄。〃领导者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些东西使别人感到高深莫测，这些东西使其他人迷惑、冲动，而又能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口忆起1963年11月，戴高乐来华盛顿参加肯尼迪总统葬礼时那种引人注目的仪态，仍然历历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从我们下榻的五月花饭店的一个套房的窗户里观看送葬行列。
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将成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后面。戴高乐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举止庄严、形象和领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过他人。
每当我见到戴高乐时，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会见，他都显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贵的仪态。他的果断的举止，使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孤僻的感觉。有人把这种果断说成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但是在戴高乐身上，并非如此。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本质不是天生的，在戴高乐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当他与别国首脑打交道时，如果认为对方和他才智相当，他便从容自然，但决非不拘礼节，甚至对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戴高乐很象在我1969年就职前所认识的除了林登·约翰逊外的所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鲁门都有非常浓厚的离群素居的倾向，不喜欢别人以一种过分亲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甚至在年轻时，戴高乐就和他的平辈疏远。他家里的人开玩笑说，他个性那么冷冰冰，一定是婴儿时曾经在冰箱里被关过。
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和性格不相称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态度却从来没有那种屈尊求教的味道，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干分子。但他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自己的铭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在靠近他书桌的一张桌子上有两部电话机，可是铃声从来不响，他把电话看作是现代的一个无法容忍的讨厌的东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于闲聊，戴高乐也极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会见，显然他总是想把话题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他也象麦克阿瑟，无论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讲话中，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两个人都使用了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掌握语意的细微差别。
假如这两人进入美国国会里的话，那么编入他们的发言的《议会记录》在排印之前，是不会要求他们修改自己的发言的。
戴高乐不能宽容不称职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为他举行的官方宴会上，由法国驻美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总领事充当他的翻译，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这个译员两手发抖，来回乱翻讲稿。我看出戴高乐很恼火。后来，我得知他打发走了这位总领事，挑选了另一人陪他继续旅行。
戴高乐从不参与闲聊。在内阁会议上，他常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部长们的发言，认真地记录。如果他想与一位部长交换看法，通常会安排一次私下的会见。
对重大的事件所作的决定都是由戴高乐独自作出的。他不认为他有所罗门那样的聪明，但他确实相信自己具备所罗门那样的判断力。对于一个问题，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来，凭着他那无限深入细节的能力，把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弄清楚。然后打发走顾问，独自深思，作出结论。他知道对于一位领袖来说，有时间去思考是多么重要。在他的坚持下，他手下的人员每天要留出几个小时让他去专心思考问题。
象凯撒和麦克阿瑟那样，戴高乐在他的文章里经常以第三者自称。例如，〃向戴高乐呼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需要〃向戴高乐作肯定的回答〃和〃对戴高乐将军怎么可能会别无其他选择〃等等。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他解释这个习惯的由来。
他回答说，尽管有时是出于写作风格偶尔使用第三人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而那个戴高乐实际上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独立的人。〃
戴高乐最担心的是法国会遭到那些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只能纪念历史的国家所遭
他第一次认识他的公开角色的力量是在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欢呼：〃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挤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式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人物，一个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后来说：〃从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须和这个人，这位戴高乐将军作比较，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作一次讲话或是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我总得问我自己，'戴高乐会同意这个吗？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乐的行动吗？这是否符合戴高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有许多事我本来很想做但却不能做，因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身分的。〃
无论是一个细微未节，还是一个重大姿态，总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乐将军的角色。到晚年，白内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如果不戴上厚镜片的眼镜，有时连和他握手的人是谁都认不清。乔治·蓬皮杜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戴高乐一同乘车穿过欢迎群众行列时发生的事：这位法国总统侧身问他的总理，在群众中是否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夹道欢迎的人有那么多，但他竟看不见他们。戴高乐将军的形象又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戴上眼镜。由于他的虚荣心和非凡的背诵讲稿的能力，他从来不用讲词提词器。
象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不为个人的危险担忧，他敏锐地知道这种勇气所能带来的巨大效果。皮埃尔·德马雷和克里斯琴。普卢姆在他们的《瞄准戴高乐》这本书中，描写过三十一次企图谋杀这位法国总统的事件。1962年，当他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道密集的机枪火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戴高乐老练地安排了在各种公开场合的露面。他的一年两次与新闻界的会见更象是在召见他们。会见是在爱丽舍宫的节日厅里举行的，大厅里金壁辉煌的天花板上垂挂着枝形的水晶灯盏。仅仅这些就够得上一次盛会，它吸引着上千名新闻记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对巴黎的一次访问中，我在波伦大使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上看过戴高乐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在接到提示之后，两个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男子拉开了舞台后的红丝绒帷幕，每个人都站立着，等待戴高乐的入场。他站在麦克风后面，他的部长们站在他的两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选好的一个题目讲了二十分钟，然后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会见就结束了。
我们获悉，他为这次会见所作的讲话一直到那三个问题，事先都写好了讲稿，而这些问题是他的新闻官员们事先在某些记者中布置好了的，他事先记住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布置好的，这似乎有一种催眠作用。在戴高乐结束会见后，经常用藐视口吻谈论这位法国总统的波伦只是摇头惊呼：〃多么令人吃惊的表演！〃
他对其他公开集会也同样重视。1969年，戴高乐在为我们来访的代表团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一个似乎是即席的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面前没有讲稿。事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