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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是在他1953年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他当时七十六岁，他那没有表情的脸上布着纤细、匀称的皱纹，这些皱纹象是沙层滤过的清澈见底的沟水。尽管脸上还保留着从前那种超然的宁静，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张脸了。四十一岁那年，他的司机有一次不小心与电车相撞。有着特有的禁欲主义的阿登纳自己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镇静地向医院走去，他的脸上全是血。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用担架抬走了。。
阿登纳的颧骨碎了，面部其他处也受了伤，这次事故使他看起来更严肃了。后来许多作家把他的脸描写成象中国清朝官员的脸。这是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关东方人的神秘莫测的话来描写阿登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负有盛名的美国第一任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另有一种描写。他告诉我：〃他有一张坚定的、不以苦乐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脸，他看上去像格罗尼莫。〃
由于阿登纳严肃的外表，他的许多批评者，甚至是对他了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认为阿登纳是无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尽管他不是一个爱用双关语的、或是拍别人的背以示亲密的人，阿登纳的内心里是一位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锐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阿登纳很少把精力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或无望的事业上。
同样，他习惯于将他的幽默服务于某种实际的目的。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前来华盛顿出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葬礼的外国贵宾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看见我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葛罗米柯是刚从陷入僵局的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飞来华盛顿的。阿登纳向我们走来，我轻松地向他讲述，许多人说葛罗米柯和我长得相像。
这位总理笑着说：〃很对，为此我有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建议。你坐上葛罗米柯的飞机回到日内瓦去，让葛罗米柯留下来作副总统。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打破这种僵局。〃这话使总是郁郁寡欢的俄国人也发笑了。
尽管阿登纳是说了句开玩笑的话，这恰恰是苏联在日内瓦的不妥协态度的生动的描绘。许多年后，当他已经下台，他曾用幽默的语言对他的接班人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政治敏感表示失望。在确定某一天会见一位记者时，他问道：〃我们是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是艾哈。德总理？〃
1917年，汽车事故后他住在黑森林疗养院疗养时，两名市政官员曾来探望过他。当时，市长的职位已空缺，市参议会想让阿登纳接任这个职位。该代表团的使命是让阿登纳参加有关市政事务的谈话以便判断这次事故是否影响了他的大脑。他却很快地领会了来访者的用意，告诉他们说：〃先生们，只是从外表上看，我的头部还不太好。〃这些官员们笑了，并把这项任务当场交给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科隆市一片混乱。阿登纳立即把它接了过去。
一开始，这位四十一岁的市长手头工作很多，忙于为居民和退伍士兵找到足够的粮食和住所，使人民在国家被打败和德国皇帝退位后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情况下，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当生活恢复正常后，阿登纳就着手从事修复科隆珍贵的古代文化和建筑的宏伟计划。他兴奋地告诉一位朋友说：〃在政治大动荡时期特别适合于新的创造性冒险行动！〃他的注意力已经超越了德国边境。他把他的城市看作是联系德国和西欧的一个新的纽带。
甚至在那时，为了让他的同僚们能一起来实施他的计划，他有时表现得既足智多谋而又狡诈。1926年他要在莱茵河上架设一座吊桥，但是市参议会的大多数成员却想建造一座拱桥。
他找了参议会中共产党的成员们，告诉他们架设吊桥会象列宁格勒的吊桥一样呈现她罕见的和特殊的美。阿登纳实际上一点也不知道列宁格勒及其吊桥，但是他很了解人的本能和德国共产党人心里对革命的俄国怀有的热情。他得到了吊桥，并且也赢得了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名声。
也就在这时，阿登纳拒绝了一次出任总理的机会。魏玛共和国时期，在他们的立法联盟崩溃之前，总理在任的平均时间只有七个月。中心党的领导成员们认为阿登纳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组织一个持久的政府，于是，他们在1926年邀请他组织政府。
此事对他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他那没有表情的脸部隐藏着一位驾驭着能排除无望的事业的政治家的精明。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冒险，而是因为他确实遵循了仔细权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这一惯例，把周密的分析和与之非常协调的政治直觉相结合。当他去了一趟柏林并试探了政治气候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打破这种力量对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备。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到了科拢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使在德国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难，甚至会压垮康拉德·阿登纳。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这位拥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领导人当时成为总理的话，历史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希特勒就会在他攫取权力并且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前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手。
三年半后阿登纳第二次当选为任期十二年的市长。那时，他五十三岁，他期待着任期结束后退休。但是，当希特勒任总理后，纳粹党人不要像阿登纳这样的全国知名人士和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理政。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顽强的独立性表白清楚。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三次拒绝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头提出反对纳粹废除普鲁士国家议会，但是没有成功，阿登纳从1917年起就是该议会的一名议员。后来，在1933年三月选举前的一次竞选旅行中，希特勒访问了科拢阿登纳直截了当地拒绝到机场迎接他。两天后，在希特勒发表科隆讲话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取下来，并派遣一队警察保护他们。
选举后，纳粹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阿登纳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在公开场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过虚构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销了市长职务并被逐出该市。虽然纳粹对他怀着敌意，但是他没有被列入需要尽快消灭的人员的名册。
1934年，他在长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杀之后，他安然无恙地获释了。在纳粹执政的大部分岁月里，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里养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运，差一点丧命，但终于幸免于难。他显然被邀请参加卡尔·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谋杀希特勒的密谋。当他估计了力量对比和判断这个计划可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与这些共谋者们合作。暗杀确实失败了，之后，他被捕入狱。他装病逃避了转移到布肯瓦尔德去。然后，在一位居住在卢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走。最后，盖世太保发现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里，他们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儿子马克斯，一名德军军官，去柏林恳求释放他的父亲后，纳粹党人讨·最后放了他。当美国人第二年春天占领科隆时，阿登纳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尽管有这么一个插曲，阿登纳在纳粹分子统治时期，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常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度过的。当他在1933年春天从科隆被驱逐出来后，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个人来到离莱茵河十五英里的贝内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内至少可以暂时逃避纳粹党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长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纳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树林中漫步和读书。该修道院有大量的历史藏书，他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了。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阿登纳是成功的，有实力的〃科隆之玉〃，是严厉但又充满深情的一个正在日益壮大的家庭的家长。现在他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离了，而且他正过着一种毫不夸张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当他考虑到一个民族因为屈从于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专制而招致严重的危险时，他开始以日益强烈的感情详细研究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建立一个欧洲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在这个新秩序里，自由和基督教义是第一位的，国家权力和个性是第二位的。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运，差一点丧命，但终于幸免于难。
这些想法是幻想彻底破灭的人的唯一的田园诗，十五年后，当他在西德掌权时，阿登纳的实际的政治直觉再度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切合实际的考虑是，确保欧洲联合防务的唯一途径是克服法德之间的分歧，阿登纳从哲理上已作了准备。他总是想把这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现在它可能成为达到一个伟大目标的手段——保卫西方反对新苏维埃帝国——而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目的。
1945年当美国人占领科隆时，他们抢先恢复了阿登纳的市长职务。但接着改由英国人占领，他们很快地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禁止他从事政治活动，其原因却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相信英国工党政府想要让社会民主党人接管德国政权，因此不希望让一个保守分子留在象科隆市长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上。这次解职沉重地打击了阿登纳，因为对他来说，重建科隆是他真正热爱的事业。
总之，科隆的损失是德国的收获。阿登纳再次被撵下台过着在野生活，这次不是纳粹党人而是同盟国所为，现在理论和付诸实施的机会巧合在一起。在强迫他退休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