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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大决定是否完满。
如果一场高尔夫球游戏能使他精神愉快，那他应该撇开文件批阅工作，奔赴高尔夫球常一位领导人取得成功的幸运的因素中，机遇可能是最关键性的。
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时代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领导人。很难设想迪斯雷利能在八十年代的美国赢得选举的胜利，就此而言，康拉德·阿登纳或乔治·华盛顿，也很难设想能取得成功。
有时，一个人假如早生或晚生几年，他也许会成为杰出的领导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深信，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罗素，要是在他的南方的籍贯尚不剥夺他的资格之前出现，他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事实上，他是参议院里幕后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林恰ぴ己惭返脑助人，经他个别指导和出主意约翰逊终于进入了白宫。在我担任参议员、副总统和总统期间，与其他参议员相比，我更重视罗素的意见。除在民权问题上，我们很少有分歧。在国内问题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在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强硬的有远见的实用主义者。
在另一些场合，罗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间里，委员会的会议室中，在私下会晤里进行指导的，他甚至很少在参议院议员席上发言，尽管当他发言时，整个参议院都洗耳恭听。
他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并不是作实际决定的权力。而是影响；他运用这样的影响以致使它变为权力，就罗素而言，他的影响来源于其他参议员和总统对他怀有真诚的敬意，也来源于他的过细的准备工作、注重细节以及对参议院和参议员的广泛了解。
新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事物以越来越加速的步伐变化着。一个国家在一个发展阶段需要一种统治着，下一个阶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种统治者。这些阶段有可能接二连三地迅速到来。从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观察，及时下台有时可能与及时上台同样重要。
如果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后把职权交给其他人，那他可能会作为一个英雄而光荣下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缩短了纳赛尔的统治，那他的名声也许会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乐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着，这样，直到1958年召唤来临时，他在政治上仍然是无懈可击的。乔治·华盛顿知道什么时候该离职。他的拒绝竞选第三任总统确立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40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过，后来写进了宪法。林登·约翰逊1968年宣布退出竞选时，全国为之震惊。作为一个在以后四年中面临席卷全国的大风暴的人，我认为，不管约翰逊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时下台是幸运的。如果他继续执政的话，那将会遭到无情的抨击。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国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种错误趋向：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欧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文化。西方民主的发展和生根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它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或是稳妥的。欧洲的自由的发展时断时续，一个时期向前发展了，另一个时期又被推了回来——三十年代西欧部分地区及近几年的东欧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国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现象、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坏政府。这些政府不是也从来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见的。按我们的标准，大多数政府是腐败的〃。我们必须从大多数独裁和极权统治的国家中学得更会识别事物。每个专制的统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对者投入监狱，不管他是为剥削他的人民还是发展他的国家。但在为进行侵略而武装起来的人和竭力维护和平的人之间，在波尔波特的和伊朗国王的进步的家长式统治之间，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差别。有些是好邻居，有些是坏邻居。有些人是宽厚的，有些人是恶毒的。这些差别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们不喜欢专制统治，但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现阶段简直没有别的切合实际的选择。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降临，其后果可能是灾难住的，如何来对待民主，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坚持把为我们服务过的体制强加在不发达国家身上，对它们将是毫无益处。明知根本是不可能的，还要坚持实行民主的形式，这是最坏的自以为是的虚伪。我们应该学会少管闲事。
在新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中，其中之一将对未来的领导问题产生更为戏剧性的影响，这就是过去阻止妇女参政的各种障碍的拆除。至今很少有妇女进入最高领导层。英迪拉·甘地、戈尔达·梅厄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但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在进入产生领导人的队伍。竞选最高行政职务的妇女候选人，还必须克服残存的旧说法：这些职位都是男人独占的。随着有更多的妇女上升起来，这种旧的说法将会消失。
如果在1952年允许妇女占据高职的思想就发展到今天这样，那么克莱尔·布思·卢斯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副总统候选人。她有头脑，有干劲，政治上敏锐，有判断力，她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想在政界中一举成名的女人。她磨练出了一种在政治冲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并被认为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尔选中我，就是因为我也有这两种特有的品质。要是当时她被选中，那么本书就写不成了，而且她还会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莱尔·布思·卢斯就有远见。但我相信，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我们可能会选举一位妇女担任副总统，甚至担任总统。
乍看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惊奇，这个时期这么多伟大领导人的年纪都那么大，但细想一下，并不奇怪。许多人都经历了〃在野〃的时期。他们在那一段时期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们从〃在野〃局面杀回来时所积聚的力量，是他们日后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尔、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是在我们认为正常退休年龄后，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在战时，邱吉尔开始领导英国时，已六十六岁；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时六十六岁，阿登纳执政，担任总理时七十三岁。戴高乐七十八岁时仍是总统，邱吉尔八十岁时还是首相，阿登纳八十七岁时仍然是总理。
二十世纪经历了一场医学革命，我们的寿命更长了，我们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伟大的领导人前进的那股干劲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静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长久。我们老了，因为我们听从自己老下去。因为认输、退缩、或安于懒散状态，我们变老了。那些邱吉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临终时的守护人，仍然记得，即使在失去知觉后的长时间里，他们的躯体还是那么顽强地不愿屈服。伟大的领导遵从自己的规律，他们不是那种向岁月低头和屈从的人。
一位领导人有时必须团结他的人民，去从事艰难困苦的事业。正象邱吉尔在给英国人民带来〃鲜血、穷苦、眼泪和汗水〃时那样。更为经常的是，他必须赢得人们支持一种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战胜一股强大的知识分子赶时髦的潮流。
哲学家——神学家米歇尔·诺瓦克曾说过，今天〃在这个有着迅速的普遍庞大的宣传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经改变。
各种思想总是现实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现实的力量要大得多。那个靠提出思想和信条谋生的人构成的阶层，看来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恋于虚假突拿，又奇怪地披允许把这一切强加给不幸的个人〃。领导人最艰苦的战斗往往不是反对其他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而是反对那些肤浅的、有破坏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充斥于广播，使最聪明的人丧失理智，使公开的讲话黯然失色。
今天，电视已改变了那种训练国家领导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选为领导的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伯拉罕·林肯，他长相难看，嗓子很尖，是绝不会在电视里获得成功的。他演讲时，总爱穿插一些冗长而又不连贯的轶事，这种风格在电视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励的是简洁生动单刀直入的讲话，而不是冗长的说教式的比喻。
电视大大缩短了公众注意的时间间隔，它也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象一剂改变头脑的药一样（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药），它歪曲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戏剧性事件——不管是作为娱乐，作为〃新闻〃，或以调查的名义取悦人的部分杂志版式——都不是生活的镜子。它们是歪曲事物的镜子。实际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这样利落的开端、中间和结尾，也不这样明显区分好人和坏人。领导人花费几周时间挥汗作出的决定，到评论员手里，只消嘴巴一动，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钟就完事了。
在电视时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电视演员应邀就医学问题对参议院委员会提出意见，因为他曾在受人欢迎的每周节目中扮演过医生。另一位曾塑造过编辑形象的演员，曾被请到新闻学校作专题报告。事实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已混淆得难以辨认，公众却越来越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电视是家庭里的好莱坞。它是一个幻想之国。人们越是习惯于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世界，他们心目中就越多地装满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争辩说，电视最糟糕之处是它那种无孔不入的左翼偏见。另外的人又说，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热中于暴露丑闻，它不愿或不能上演那些沉闷单调或错综复杂的节目，或从趣味出发从公开的问题中生发出新闻来。所有这一切都可悲地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