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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起戴高乐时，就想到了所有这些亭。我回忆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礼和体贴别人的人。无论在我执政期间或在野的时候，我对此都有同样的感觉。象他那样的人，他提出的意见，那怕我不同意，也总是极其尊重的。
戴高乐到底有哪些东西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他能成为二十世纪罕见的大人物，比许多强于法国的国家的领导人还要高出那么多呢？
我们纪念领袖人物不仅在于他们的作为，而且也在于他们的本身；不仅由于他们的贡献，而且也由于他们的性格。尽管其他人作出的贡献比戴高乐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样坚强的性格。他是一个顽强、任性、自信心极强的人，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无私的人，他想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国。他生活简朴，理想远大，象演戏一样，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创造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只适宜于由一个演员来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适应这个角色。他创造了戴高乐这个公职人员——法国的化身。
夏尔·戴高乐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这是他刻意求取的结果。然而，他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二十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对于法国来说，他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人物之一，就象法国美酒的配方那样，复杂、强烈而又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性格就象美酒那样，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是在1960年他重新执政的两年之后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多年来，我对他抱有许多固定的看法：长期以来，他是人们进行脆弱的冷嘲热讽这种特殊形式所喜爱猎取的对象。华盛顿的社交界争相以这种嘲讽哗众取宠。正如他的形象适合做漫画讽刺素材一样，戴高乐的举止常成为口头讽刺的素材。那些喜欢通过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拿戴高乐当作靶子。
在我见到戴高乐之前，我对他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狭小，态度傲慢、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几乎无法和他打交道。邱吉尔的洛林十字架的评论，使我对他的印象起了极大的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简单的一句话可以对一个头面人物带来多大的致命伤，造成的印象几乎使人不能磨灭。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斯把托马斯·E·杜威描绘成〃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就产生过类似的后果。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竞选中失败。如果杜威的反对者当时用器量狭小、自负、易受摆布和矫揉造作等等形容词来描绘他的话，就比不上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所起的作用。
当我在1947年作为一个国会议员访问法国时，几乎从我遇到的所有法国和美国官员那里都加深了我对戴高乐的否定的看法。他们对他不屑一顾，称他是狂妄的极端分子，永远不会再掌权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国外交官对戴高乐几乎公开蔑视的影响。甚至查尔斯·波伦——他是美国最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手下任过美国驻外大使——也很少掩饰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厌恶。罗斯福总统的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诉我，波伦在他的大使馆的宴会上经常用不留余地的诙谐妙语谈论戴高乐，并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饰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谈、举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乐风闻波伦不喜欢他，也对波伦作了回敬。许多人认为戴高乐有反美的偏见，但我常觉得，这种个人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实际上是关于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鸭式突击课。我了解他的情况越多，就越觉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象麦克阿瑟一样，在战争中勇敢非凡。他预先告诫国人潜伏的危机。下列这个事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象邱吉尔那样，在进入最高领导层以前就已写出了题材广泛、文采出众的许多文章；象邱吉尔那样，他也曾经〃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职位。他便利用这些岁月从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也象麦克阿瑟、邱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世界伟人一样，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实际的高大得多，而又距离我那么远。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低级海军军官，坐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读着有关〃战斗着的法国人〃的这个任性的领导人的简略新闻报道时，我从未想象过十六年后我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更没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后，他和我会作为法国和美国总统在巴黎并坐一起。
当我在1960年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时，他的外貌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个高个子——六英尺四英寸，是法国军队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将军——但是他那军人的姿态使得他的身高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后来，我才注意到他略有点驼背。
在他访美期间，我注意到，就他个子来说，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从不显得迟钝或笨手笨脚——无论是在手势上，或者走路时，还是在使用银餐具时。他具有宁静的、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举止，并伴随着某种旧时显贵的风度。
1960年我见到的戴高乐，与记者们和外交官员所描绘的傲慢的、盛气凌人的性格相去甚远。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有点难以描述的羞涩。他不热情，但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愿说，他几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文雅的举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他们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们称作文雅人那将是一个错误。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于行使权力的。一个领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残忍的地步。如果因为工作棘手而过于烦燥，如果他过分地被柔情束缚住的话，那么该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随着这些年我对戴高乐的加深了解，对他作为领袖或他个人，我都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对对方有同样的感觉。1967年，我的朋友维蒙·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在为波伦大使举行的告别午餐后，召见了沃尔特斯，问他最近是否见到过我。沃尔特斯回答说见过。他便以强调的口气说他相信我是会当选总统的，又补充道，他和我〃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一个他经常用来描述他失去权力的那些岁月的词。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沃尔特斯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个预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历史的延续和法国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虽然这些〃高峰〃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法国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法国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原材料〃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预见，就是知道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领袖这个词就蕴藏着有充当向导能力的含义，在拟定通向未来的航程时，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况。我在1969年访问法国时，戴高乐对我说：〃我要为后天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