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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前不久泉县县城发生一次著名的劫杀事件就是李昌源所为，在那次事件中，同样做食盐生意的孙姓人家一家五口尽数被杀死，家中财产被劫掠一空。
玉兰在靖州看到过李昌源，在她的印象里，这个人满脸横肉，永远酒气熏天，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她知道井云飞也不喜欢这个人，正在重新物色人接管泉县的生意，或者完全放弃，断绝和李昌源的生意来往，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罢了。
玉兰和绍平也随着人流往南坪走。
我们还是用与《靖州志》同时修编的《洛泉志》上的记载，来叙述必须向读者交代的故事背景。
关于这个李昌源，《洛泉志》是这样说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洛州各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打土豪，分田地。泉县尽管地处偏远，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
农民协会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利益发生冲突，在泉县，就是以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昌源贸易行”经理李昌源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昌源贸易行”从事食盐贩运生意，是洛州地面最大的食盐供应商。
鉴于当时洛州已经全面解放的形势，李昌源以退为进，主动捐献了一部分资产，混入了农民协会，并且窃取了泉县赤卫军中队长的职务。但是，在井云飞的授意支持下，李昌源暗中收买了一批当地的流氓地痞，组织了一个有十六条枪的商团，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昌源贸易行”的生意不受土匪侵扰，实际上是想与农民协会对抗。
中国共产党泉县党部成立后，意识到这个地地道道的土匪武装的危险，收缴了商团的枪支，将李昌源开除出农会，并撤销了他的职务。李昌源对此怀恨在心，纠集流氓地痞和豪坤四十多人，秘密组成了暗杀小组。
泉县农民协会对李昌源暗杀小组的活动已有发觉并把情况报告给商子舟，商子舟命令无论如何要歼灭李昌源的非法武装。李昌源等人知道事情暴露，仓皇逃到泉县西北地区的交河口村，在那里占山为王，更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公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月初十），河阳镇党组织派一个叫周满堂的通讯员把打土豪得到的款子送到泉县农民协会，半路被李昌源的暗杀小组劫杀。商子舟当时正在泉县县城以南十五公里的樊家庄和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同志商量剿灭李昌源势力的办法，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马上部署围剿。
但是，李昌源一伙利用对泉县地形熟悉的特点，包围了樊家庄农民协会，发生了激烈战斗。尽管商子舟等重要领导人脱离险境，仍然有朱大顺、张东成等农民协会干部被李昌源抓住并残酷杀害。
李昌源捣毁了樊家庄镇农民协会，泉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中共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存在。
《洛泉志》的这个记载非常简略，里面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疏忽，我们甚至无法从中了解泉县的行政机构的状态——比如，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时候，当地政府是什么状态？还有没有政府？如果有的话，农民协会和政府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当时的社会状况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我在一九七七年夏末初秋的那次采访中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等到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比如我在二〇〇二年晚秋最后一次去崤阳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谁还记得七十年前的事情呢？即使是参加编撰《洛泉志》的人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当时没太关注这些问题。”
于是我查找资料。我从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弥补了这方面的材料欠缺。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写道——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 ；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这是湖南的情况，就它的普遍意义来说，我们也可以推断认为洛州的农民运动也大致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情况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农民协会就是权力机构。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想，读者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下面的史实了。
我们仍然用小说的方式进行叙述。
镇压地主李昌源的大会不是这片红色区域召开的唯一此类大会，作为农民运动的胜利性标志，往往要召开很多次这样的大会。这样的大会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真正为世世代代遭受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欺压的贫苦大众出气，让他们感受报仇了的快感和翻身了的喜悦，所以每一次镇压大会以后，群众热情往往空前高涨，要求继续镇压其他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呼声更加强烈。二是以这种镇压的方式震骇那些试图反抗农民权力或者不情愿和新政权合作的人，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如果不合作或者合作得不好，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正是所谓“杀鸡给猴看”——本来就害怕了的猴子突然看见鸡脑袋被剁了下来，血突突地冒了出来，自然就会被吓得哆嗦颤抖起来，而它们又藏没处藏，躲没处躲，日后自然就好调教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经常用利群众集会的形式解决此类问题的原因。
玉兰不知道这些。或许是出于对于一个相识的人的不自觉关注，或者出于在一个新奇世界中对任何事情都会产生的好奇感，总之，她和绍平到南坪去参加镇压李昌源大会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南坪在泉县县城高大的南门外，这里以前是进行骡马交易的地方，虽然气味不那么好闻，却地势开阔，非常适合举办群众性集会。南坪南面就是著名的湎河，它是从县城西面流过来的，目前已经完全封冻，水在冰面下运行，到了晚间才能够听到近似于呜咽的声音。
冰面上出现了很多从河对岸几个村庄跑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都穿得很齐整，年轻女子们的大红棉袄和红头绳光彩夺目；后生们则用突然启动的奔跑和相互间的喧哗吸引女子们的目光。被骚扰了的老汉瞪一眼从身边跑过去的后生，生气地抱怨说：“啊——死呀你？”婆姨们技巧高超地一边走路一边说笑，一边为自己的老汉（方言：丈夫）纳鞋底子，不时把锥子在头上篦一下。
玉兰和绍平站在离湎河河面不远的地方，离主席台几乎一里地远，上面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大小。会场黑压压聚集了好几千人，都伸着脖子往前看，好像真的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一样。那时候还没有高音喇叭，讲话的人都可着劲儿吼喊，以便于让更多的人听到，尽管这样，玉兰也不知道镇压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更不知道台上面都站了些什么人，讲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话。
绍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他还以为这里在过什么欢庆的节日。绍平兴奋地对妈妈感叹：“这里比靖州过年还热闹。”玉兰看看儿子，忽然意识到不该让他来这个地方。
正在这时，人群中起了一声惊咤，就像潮水一样向两边分开来。玉兰和绍平被人群推搡到了河岸上，从这里正好看到一些人从主席台那边极快地向这边走过来，好像是在小跑，脚下趟起了一团团烟尘，后面跟着涌动着的人群。人群虽然和这些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却亦步亦趋，整齐划一，就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一样。
玉兰首先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李昌源。这个人身上的棉袄破烂不堪，很多地方露出了棉絮，一只棉鞋跑丢了，穿着洛北地区男人都穿的家织布袜子，袜子已经脏污不堪。他的身形没有以往那样高大了，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暗淡，仍然像灯笼一样明亮，充满了由怨恨和恐惧凝结成的带着些惊讶的神色。他的头发被胡乱剪过，有的地方露出了头皮，有的地方却留下一寸多长的头发；颧骨上的一处伤口还在流血，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落在棉袄衣襟上。他几乎是在奔跑，后面的赤卫军仍然推搡着他，好像在这件事情当中行进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