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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五六点钟，长途汽车哼哼唧唧到达湎川火车站。这里离省会龙翔还有一百六十公里。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乘坐两个小时以后开往省城龙翔的慢车，这意味着你将要在这列不紧不慢的火车上度过可怕的六个小时（请读者不要怀疑我这里给出的数字，那时候火车慢车的速度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用“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旅程呢？因为，如果你的运气不好，很有可能被安排坐到拉运牲口或者货物的铁闷子车厢里。这样的车厢里边什么都没有，人就坐在车厢地板上，凉得能够让屁股失去知觉。车厢就像单间监狱一样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人，并且按照单间监狱那样的思路，在一个角落遮掩出一块地方用来解决排泄问题，因此你不难想象车厢里的气味。
于是，人们尽量不去坐这趟慢车，而是等候第二天早晨八点半开行的普通快车。普通快车尽管锈迹斑斑，但那正儿巴经是拉人的东西，并且十分奢侈地设置了座椅，厕所也不在车厢里。这样，普通快车简直就成了天堂——谁不愿意在天堂呆上几个小时呢？所以尽管票价比慢车贵三分之一，仍然有很多人都等着坐快车。这样，快车的车票就紧张了，你仍然会面临在崤阳县茶坊镇面临的问题，很有可能因为买不到车票上不了火车，所以，仍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钻到铁闷子车里面，用毛巾把嘴堵起来，苦熬漫长的六个小时时光。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切顺利，坐上了第二天的普通快车，到省会龙翔的时间应当是中午十二点或者下午一点或者两点，这是因为火车到达的准确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古城龙翔在铁路交会点上，发往北京的火车——始发车或者过路车——很多，在时间安排上你就自由一些，幸运的话，你几乎不做停留就可以上另一列火车，当然，这通常意味着你没有座位。我就曾经两次从龙翔站到北京，经过漫漫三十个小时的颠簸，在亲爱得就像母亲一样的北京站下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连牙齿都松动了，两条腿肿得通明透亮。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到二十岁，正在生命的巅峰时刻，如果放到现在，我估计是死定了——或者死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或者死在有座位旅客的座位底下，或者死在堆满了粪便的厕所里，当然，也有可能死在北京站站台上。
这就是将近四十年以前从北京到崤阳或者说从崤阳到北京的旅程。
但是现在，美国出产的波音737客机用不到四十分钟就能够把我从北京拉运到洛泉。坐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品呷着漂亮的航空小姐殷勤地递过来的咖啡，回想四十年前那种骇人听闻的旅程，恍如隔世。
在飞机上，我第一次从空中看到了黄河。
自从我一九九三年从K省省会龙翔调动工作到北京，尽管经常到外地出差，但是相对于我在K省生活的二十五年，不管实际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中，离黄河的距离都是越来越远了，就像我插队的那个叫樱桃园的小山村离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远了一样。关于黄河的记忆都是既往的，我没有获得新的印象。那些记忆，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描述的那样，总是凸显着某种程度的暴戾特性。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条无情的河，一条喜怒无常的河。在我心中翻滚的是它那不动声色吞噬生命的浪花，在浪尖上闪烁的是诗意的恶，是不和谐的完全不能够被称之为音乐的喧嚣。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黄河是能够用精神享用的音乐或者诗歌，我无法在它们之间进行联结。
它是一条河。它就是一条河，一条暴戾的河。
但是这次，透过飞机的窗户，透过缓慢地从飞机下面向后掠过去的白云，我惊讶地发现黄河竟然如此平静，她像一条飘带，在广袤的原野上静静地飘拂，你甚至感觉不到她的蠕动；周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到处都是裸露的丘陵，唯有她，孤寂地徜徉在逶逶迤迤的黄土丘陵中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她交谈，千百年来，她就一直这样孤独地流淌，默默的，没有一天止息，也没有任何改变，她从来不做改变。
这种神奇的意味突然带给我一种启示——在某些时段内历史也许是盲目的，历史也许会像在群山中蜿蜒的河流一样充满了波折，但是，它的总体趋向又是不能够被改变的。有一些人试图改变它，但是它最终仍然没有被改变，时间最后宣告的往往是历史的胜利，而不是那些不自量力的人的胜利。和强大的历史相比，那些试图扭曲历史和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人都灰飞烟灭，最终被时间研磨成为渣滓……这多少给人一种慰藉，让人相信在这个什么都可以被改变的世界里，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改变，历史、人性以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被改变，它们仍然在，仍然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支撑着人类脆弱的灵魂，它们安慰人说：“你看，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那些什么都想改变的人并不能让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河流变得笔直。河流就是河流。”
是啊！河流就是河流，你不可能把河流改变成为另外的什么东西。她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我就想，在这条被我们称之为母亲河的河流之中，在她的涛声里，蕴涵着多少故事？如果她能够发言，她会怎样向人们叙说那些故事？
在飞机轻柔的轰鸣声中，我的心灵世界像雾一样漫过伤感，一种想亲近黄河——就像亲近白发苍苍的母亲那样——的愿望，油然而生。
过去我和她交谈得太少。一个还不懂得母亲的心的人，总是认为母亲的讲述过于絮叨，你不能理解她用灵魂向你诉说的那些故事。等到你经历了人生，知道了母亲的絮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那是对你最无微不至的呵护，你才会想到应当聆听她，应当和她多进行交谈。
这当然和年龄有关，和岁月有关。岁月使人宽容，岁月也使人温柔。岁月使人看人看事的角度发生变化。岁月也许会消磨人的激情，但是它会使人更富于理性。
然而，在被岁月捶打了的我们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还会不会和我们进行许多年以前的那种交谈？母亲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她讲述那些久远的故事吗？母亲会不会因为我们深刻地伤了她的心而拒绝我们的请求？她会不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心底里伤心地责怨我们的任性？
我突然想到“博士”吴克勤二十多年前给我讲述的故事，那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我靠在座椅上沉思，原封不动地把故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从灵魂深处感觉到了一种呼应，但是我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我从这个故事中了解的要远远少于它所蕴涵着的东西。这或许也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尽管写了很多小说，却从来没有敢碰这个故事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和友谊如果不经意为之，常常会滑落为无情。自从在北京听说吴克勤一家遭受磨难的事情以后，我一直在谴责自己：为什么在一九七八年那次见面之后，就粗暴地把吴克勤放到了“怪异”的人群中，在内心消失了对他的关心和敬重？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和他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既然你能够分析他的心灵，能够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小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兄弟一样去看他，去和他商量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北京穷困潦倒之际，正是你借助于他的故事收获稿费之时……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笔钱基本上与你无关？这是一个人的青春和一腔热血，你无权动用。
我坚定了这个念头：一定要应当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到崤阳县张家河镇马家崾岘村去看望一下吴克勤。
56。崤阳散记（1）
萧川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
开会期间，他以我的崇拜者的身份想方设法接近我，和我聊天，向我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和这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意想不到的缘分：萧川也是洛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这就是说，我们是校友；毕业以后，萧川被分配到了洛泉市文联工作，编辑在我手里创刊的那份《洛泉文学》——他的这段履历与我几乎完全相同 ；他目前也正处在我那个时候的情境之中——狂热地喜爱上了文学创作，丝毫也不怀疑自己会成为作家；他目前也正要写关于商子舟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像我当年准备用这类题材的作品敲开文学大门一样。还有，更加让人惊奇的是，萧川竟然就是我插队的崤阳县谷庄驿公社樱桃园村的人！他的父亲叫萧振林，是一个眼睛很大，但是笑起来却又把两只眼睛眯缝成两条细线的小伙子，他比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要小几岁，当时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成了我们插队期间最重要的伙伴。
真的是日月如梭呀！令人愉快的萧振林竟然有了这么大一个令人愉快的儿子！
萧川很英俊，就像他父亲萧振林那样。在洛泉地区，即使在我插队的那个艰苦年代，你也会常常惊叹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何以会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子和后生。萧川匀称的身材和脸上的线条有古希腊雕塑艺术品的风味。他那双大大的眼睛瞳仁漆黑，眼白鲜嫩，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幻想的神态，就好像他是在和另一个你进行交谈——这是富于想象力的人才会有的特征，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会实现他的文学理想。
他陶醉在我对他的欣赏和夸耀之中，对我非常尊敬，总是想方设法给我提供一些便利，照顾得异常周到。
萧川说：“苏北老师，这次你一定回樱桃园去看看，我爸想你们哩！”
通过萧川，我已经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曾经撒下我们的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挨饿了，有的人因为务育
苹果和栽种药材还发了大财。眼下，那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地质调查，说是在夕梦山林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