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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股长把桌子一拍眼一瞪：“嚣张！你问谁？我让你交待。”白刚十分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怀疑陆永安，其实这问题不用问我，问问陆永安他们村的干部就清楚了，他两三个月以来一直有人看守，站板凳跪砖头，我们怎么能联系？他又怎么能去杀人？”
“你胡说！怎么会有这回事，谁告诉你的？”冷股长气极败坏地跳了起来。
“陆永安告诉我的。”白刚冷静地说。
“好啊！你终于露出马脚了，你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冷股长有些得意，然后高声喊道，“说！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俩关在一个监号里，他亲口告诉我的。”陆永安已判刑走了，白刚也就毫无顾虑。
冷股长咆哮说：“好啊！你们俩串供，该当何罪？”
“没人说我们俩是一案，怎么叫串供？把我们俩关在一起，也说明我们俩不是一案。”
冷股长生气地看了小个子一眼，意思是说这是真的吗？小个子点了点头。因为把陆永安关起来，是为了另一件杀人案，当时案件很多，光杀人案就有几十起，各专案组并不通气。两案经手的不是一个人，老村长案经办人不知道陆永安和白刚有牵连。冷股长感到十分尴尬，他没经手陆永安的案子，对他的情况并不清楚。
判处陆永安以后，他也知道他俩可能没多少联系，不过还是想借此压白刚，逼他供出别的线索。现在看白刚已知道了实情，觉得没法审下去了，但是却不想认输，便马上回过头来吼道：“你违反监规，串通案情，铐起来，押下去！”
白刚本来觉得很有把握，只要一问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想不到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结果。白刚回来一说，老葛头儿说：“不用害怕，甭听他们瞎诈唬，那是他们下不来台了。现在他们心里已经明白没你的事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
这回老葛头儿可猜错了，又过了好些天，也没人理睬这件事情。不用说白刚着急，连那么精明的老葛头儿也迷惑了，一再念叨怎么回事呢？按说这案子该结束了。
他们又哪里知道，人们都低估了看似傻乎乎的二杆子老万的能量。他被活埋以后，简直成了捍卫革命路线的英雄，上蹿下跳，到处宣扬自己，不可一世。听说唯一重要的案件线索可能被否定以后，他竟找了县委书记告状，说公安局破案不力不积极协助破案。还说白鸣升以前就右倾软弱，他和白刚又是一个村的，白刚是他叔，在这次案件中一直袒护白刚。实际是他怀有野心，想借机把白鸣升拱掉，自己取而代之。正好新上来的郎佐臣也有个二杆子劲儿，和老万同病相怜，臭味儿相投。看到这样一个对革命路线忠心耿耿的人竟然受屈，不被重视，便立即下令撤掉白鸣升，让老苟（老万）当了所长，让公安局加快办案进度尽快破案。
这一下可让冷股长他们作了难，他们心里清楚，白刚没有作案的条件，本来想很快释放的。可是县委盯上了，又没有其他线索，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白刚不能放，案件没破把他放出去老苟还要告状。有一个嫌疑犯押着顶数，在那打击现行反革命运动的高潮里，对上级总还有个交待，顶过一阵风头再说。至于冤枉不冤枉，他们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这些人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受的洗礼，只要对自己有利，又何必考虑他人的痛苦？而且他们又怎敢和造反上来的县委书记作对？老葛头儿这个精明的老公安，面对这一代人，似乎也有些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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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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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十几岁便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不久前又劳改十几年，吃饭睡觉整天戴着铐子还是头一回。虽然是头一回，但是他并不陌生，因为劳改时脚镣手铐见得多了。这时戴在自己身上，也就不觉得多么耻辱多么痛苦。他担心的倒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整天忧心忡忡。他又哪里知道，妻子现在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也不敢把情况告诉他。夫妻相距不足百里，不仅不能往来，连信也不敢写一封，只有昼夜的悬心思念。
自从孙村让羊公子搅闹了批斗大会以后，分管这一片斗批改的朱一夫便迁怒于老郝和吴玉萍领导的工作组。尤其是对吴玉萍怀恨在心，他觉得自己是一百个看得起她，请她在表妹家吃饺子，用意她当然明白，就是为了整他表妹夫的对手孙绍安。谁知她却明斗暗不斗，同情孙绍安。所以临走便告诉公社副书记，要给工作组严厉的批评，并且让他们立即回公社进驻一个老大难村，给他们一个考验，再打不开局面，就处理他们。
工作组回公社以后，公社书记便找老郝谈话，传达了要让他们进驻一个老大难队给以考验，但是严厉批评那一节却免了。还说孙村的事我知道，那村卖羊肉有历史了，批批可以，一时半会儿的谁去也解决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要去的桥头营，是全县的老大难，成了我们公社一块心病。
村里七股八叉你告我我斗你，几次进驻工作组，也摸不清个是非。不是被逼走了，就是觉得没法办，连饭也吃不上，自己主动撤了出来。公社没力量解决，只得依靠工作组，你们组力量强，希望去了给我们好好解决一下。借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东风，把坏人彻底整治一下。班子不行，该调的调该撤的撤，你们做主了。
老郝当面也说好好好，心里却憋下了一口气。他觉得他们在孙村认真学习政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孙绍安本来没问题为什么狠整人家，不就是为给朱一夫的姘头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吗？老郝在县局里是个老干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时他就是个中层干部，根本没把朱一夫放在眼里，朱一夫也管不着他。经过孙村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书记谈话以后，老郝马上传达了公社书记的意见。
刚传达完成强便闹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知道桥头营是个根本没人去的村。说好听的再难也不怕，反正是为了工作嘛！惩罚我们不干！组长，你当时就不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侮辱我们！你提提就说是我们全组的意见，要求换一个村。”黎娟也很生气：“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干什么的？就知道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却处罚我们。我同意为争口气，也得换个村。”老郝本来对上级决定是很尊重的，这时却板着个脸一声不吭。
吴玉萍这些年被歧视折磨惯了，对这类事也经得多了，没拿这些当回事。她认为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说公社书记还说了句公道话，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么样，咱干咱的干完了走人，有什么关系。尤其使吴玉萍比较放心的是她在桥头营住过，给她的印象还不坏，和老乡处得也比较好。当时有一个房东老大娘，非要认她做干闺女不可，吴玉萍不敢答应，怕单位知道了，上纲到搞封建拉拢又添新的罪状，可是大娘硬让儿子喊她姐。
那还是挨饿的年头，大娘知道她在别人家吃不饱，天天黑夜开会回来，枕头边不是用毛巾包着块热白薯，就是放着十几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难活命的年头，吃的东西多么金贵啊！吴玉萍有时吃着吃着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吴玉萍走后，那位刘大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有时还让儿子到县里去看望，送些花生红枣去。
有一次吴玉萍下乡离桥头营不远，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着眼泪喊道：“我那儿啊！你可回来了。”吴玉萍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大娘知道吴玉萍的身世，对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灯下教她纳鞋底，一边捻线绳一边叹气，对她儿媳妇说：“你姐是只孤雁啊！多好的人怎么偏偏摊上这么个命啊！”这一声孤雁，说得吴玉萍满心凄楚。大娘看到吴玉萍难过，马上又劝道：“儿啦！别难过，好人终究有好报，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娘啊！还会有那一天吗？”吴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吴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儿俩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说：“老天有眼，不会老让好人受罪的。”大娘儿媳妇在一旁也陪着哭了起来。此情此景吴玉萍一直铭刻在心。只是由于这几年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吴玉萍才断绝了与大娘的来往。这回又去桥头营，虽然这里已成了老大难单位，但是能和刘大娘再次相见，她心里暗暗高兴，所以她不像别人那样气愤和难过。
看老郝板着个脸不说话情绪不高，她以为是老郝怕担子太重有些为难，同时也觉得成强和黎娟这种不满情绪，对以后工作不利。便说：“要求换村，恐怕是不行了，桥头营我以前去过，干部们还可以，不知这几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难。那里群众基础不坏，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况，也许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难。”
“咱出来不少日子了，人们也该换换季回家拿点衣裳了。先让成强、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县里去趟。了解情况不急，反正解决一个老大难，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实际上老郝是对朱一夫和公社不满，情绪不高，不想积极卖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说。吴玉萍说：“我的衣服都带来了，回县也没啥事儿就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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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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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桥头营，他们本来做了很坏的思想准备。因为70年代干部下乡，已不像50年代那样受欢迎。从60年代开始，三年饥荒还没过，运动便接连不断，工作组下去不是折腾群众就是整干部，群众哪能不反感？不过工作组权力很大，停职反省、撤职，甚至关押，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主要是针对干部，所以不欢迎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使工作组为难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工作组背着行李进村，村干部躲了不给面见，没人号房也找不着人派饭。有的虽然安排吃住，但干部不配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