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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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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县委大院,找书记找县长,找县委大院的人们评评理。”吴玉萍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力气,也有了勇气。

吴玉萍下乡就是李局长谈的话,当时他答应机关一定负责任照顾,现在出事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话。同时他也觉得这事儿闹到县委那儿,局里也不好看,这孩子的死在县委大院已有议论,听说已有人向县委书记反映了。这些事真要都闹出去局里是不好说呀!所以便把吴玉萍拦住了。

他们很客气地让吴玉萍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说道:“学大寨是政治任务,你下乡是应该的,也服从了领导分配,这是好的表现嘛!至于孩子出了事儿,大家都很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就是亲妈在家,也不能时时看着他吧?人没了,追谁的责任也没用了。”

长期受磨难受压抑的人要求并不高,只要领导给个好脸儿,有几句温暖的言语,他们的心里就会宽松好多。吴玉萍的态度立即缓和了下来:“我并不是追责任,我是觉得儿子在机关死了,领导却不闻不问,太冷了。不是领导扔河里去的,可是捞上来只怕对领导影响不好,不抢救直接送火葬场,第二天的情景都见了,心中就没一点自责吗?朱局长的话更让人寒心了,哭都不行。我多少天没睡过一宿好觉,没好好吃过一顿饭,走路都困难,让立即上班,可能吗?……”

“嗨!”没等吴玉萍说完,李局长便打断了她,“那都是气头上的话,也不必当真。这样吧!我也知道你生活挺不容易,有啥困难就提出来吧!经济方面是不是要点补助?我们商量商量,能照顾尽量照顾点。”吴玉萍说:“钱有什么用?补助几十块钱,解决了今天还能解决明天?这些年再苦也过来了,我向来不向领导张嘴。”

“钱有什么用?”李局长重复了一句,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别人争还争不到手呢!我主动提出来,你还说这个话,便说:“那你说怎么办?”吴玉萍说:“我请局长们研究研究,把我的根本困难解决了。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咱县里来,最好能给他安排个工作。这事领导也清楚,我以前提过几次,省委统战部也和咱县联系过,县委李书记早先也跟局长打过招呼,我希望领导再认真研究研究。实在不行转到咱县城附近农村也行,反正在哪里都是劳动,在咱们县也可以照顾照顾家。”李局长面露难色:“这事我可做不了主,等我们研究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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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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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只好等待。和以前几次一样,没有人给她一个回答。每次吴玉萍找去,李局长都说工作忙,局长们还没研究。最后实在推拖不过去了才说研究了,工作问题不能解决,把白刚户口转到本县农村,领导也一口拒绝了。吴玉萍对领导彻底失望了。实在没办法也就不顾及这个规矩那个规定了,只好像国际歌中所说的,自己去解放自己。

吴玉萍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县委、县政府找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他们手中多少有点权力,和有关部门也熟悉。他们私下告诉她,现在村里都不愿意进人,特别是成分高、有问题的人,更没人敢要。只能自己找好愿意接收的大队,和公社疏通好,县里哪个部门卡住了,我们去做做工作,但是领导都不能出面与公社或大队联系。

当然这也迫于是阶级斗争的形势,虽然充满同情也只能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办法,但终于开了一个心照不宣准予放行的通行证。没有任何凭证这样不会给哪个领导添麻烦,只是需要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暗中给你说句话而已。这已经是吴玉萍求之不得的了,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只要领导答应对此事不上纲、不追究、暗中准予放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

有了这支无形的令箭,吴玉萍便四处托人找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去疏通,离县城近才好照顾家。但很快都有了答复:不要。理由很简单:劳教过的右派,又是地主出身,谁敢要?告诉他们县里有的领导同意了,回答是拿机关的证明信来。有的回答更干脆,领导同意也不行,我们不惹这个麻烦。

最后只好找邵祥,吴玉萍让她找找道庙村支书田玉生,她觉得这人公道正派,敢作敢当,两次相处关系都很好,有可能阻力较小。邵祥和田玉生一说,他十分痛快地说:“吴玉萍的家属来,我们要。别说她遇到了这么大的不幸,就是没这事,她有那么大的困难,我们也得帮着解决。地主成分,人家从小跟着党出生入死,革命那么多年,家庭成分不好算个啥?右派,不是摘帽了吗?到我们村还是个农民,有啥不行的?他们还跑了那么多地方,为啥不早说呀!”邵祥说:“主要是考虑你们村离县城远,照顾家不方便。”

田玉生说他不用上队里劳动,我们不缺劳动力。每年只向队里交钱领粮食就行了。一下解决了吴玉萍一个心病。但失去儿子的悔恨、内疚、痛苦却没能缓解,她有时还痴痴呆呆的,说话也前言不答后语。白刚真担心她的精神要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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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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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家终究可以团聚在一起了,不必四分五散,不必两地悬念,不必秋后搬来春天又搬走。就算是一只破船吧!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不仅不敢和一般干部的家庭相比,连副业工的待遇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副业工住机关的好房子是天经地义,你们一家有个劳改犯,能在机关大院里给你一间小房子就是莫大的恩赐了,说不让住随时可以把你清出去,你还妄想住好房?

对白刚一家来说,他们也特别知趣,心里并没有不平之气。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安静的没人打搅的小窝,他可以“自由”地活动,再也不用天天到生产队去报到去受监督劳动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解放,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吴玉萍精神的创伤身体的虚弱虽没有恢复,但每天上班不出院,上着班也不耽误照顾孩子和做饭。只是白刚在这个院打家具卖影响不好,人多眼杂,人们又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多年熏陶,学会了一套无限上纲的本领,只要有一个人看你不顺眼,向上一反映,你就受不了。所以白刚便决定避开人们的眼睛,到外地去找活干。

白刚想起了以前卖箱子被骗的那个大农场,那里缺木匠,他便到那里去闯荡。一个摘帽右派要想到一百多里以外的地方去闯荡谈何容易?为了出事也有个做伴的,遇到人欺侮也有个壮胆的,便约了两个人结伴而行。一个老钱,一个小鹿,都是在附近干零活时认识的。他俩听说国营农场那里缺木匠,都愿意出去闯荡闯荡。

三个人商量好:出去要互相帮忙,互相照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出去倒也顺利,一去就在农场里新建的化肥厂落了脚。这里正缺木匠,每天工资两元五角。厂里有食堂,伙食很好。因为这里盛产大米,是鱼米之乡,天天都是大米饭,每天中午有一个好菜,不是鱼就是肉,白刚到了这里,简直就像天天过年。

可是好景不长,冬天室外建筑停工,厂家要裁人。木工来自各地,以前混着干活厂里不知道哪个技术高低,要大量裁人便想了一个绝招儿——考试,每人打一个小方凳。别小看这个四条腿往外撇的小方凳,它的四腿四二个卯眼和榫头都是倾斜的,没有一个方方正正。要想每个卯眼和榫头都可丁可卯严丝合缝却着实不易。不用说做了,没有干过的没有特殊的划线工具,反正、左右、上下那些卯眼和榫头的许许多多的斜线你就划不来。而且这种家具又是一般木匠活中很少遇到的,所以一提出这个任务,白刚就傻眼了。

料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每人领料以后都头也不抬急急忙忙干起来。白刚知道这其中的难处,却没法克服划线这一关的障碍。他看见不少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划线的小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划线的难关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见老钱有这个工具,便把希望寄托在同来的伙伴老钱身上。他手艺高超富有心计,经验丰富干活麻利,材料到手很快就把线划完了。白刚轻轻走过去悄声说:“把划线板借给我使使。”老钱头也没抬,把划线板用手一捂:“不行!我还得用呢!”

白刚像挨了一闷棍,脑袋一下蒙了。来时说好到外边互相照顾,看来一遇到利害相关的问题,这话就不灵了。固然这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竞争,可是别处来的人也在互相帮助,他们是在用集体的力量把别人挤走,剩下自己的伙伴,以后干活就好办了。

看来老钱是想吃独食,白刚愣了一下,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同时他也不会为这点小事对别人低声下气,便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他看了看小鹿也没有划线板,不过他在农村干过这种活计,正自己抠抠搜搜地用尺子和铅笔划线呢!白刚没办法也只有自己摸索着划。这二三十个木匠中,也有几个人不会做,他们干脆坐在那里呆着。

白刚知道自己被淘汰无疑了,可是他不甘心只是等待失败,他要在失败中寻找经验,他要在失败中收获充实。所以也不停地试验着划线。等他抠抠搜搜地划好线以后,老钱已经打完了,他是第一个完工的。他坐在工作台上,两腿蜷在胸前,双手抱膝,面带微笑,悠然自得地看着人们紧张地忙活着。

白刚这里并不着急,他只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捉摸这其中的奥妙,寻找有用的数据,所以相比之下,他也是不忙活的。他看了看老钱,满是折皱的苍白的脸上,带着一脸骄傲的笑容,右嘴角往下撇着,流露出一丝轻蔑,也正看着白刚。白刚从这副神情上,好像还听到了他心中的声音:“笨蛋!”

白刚没有理他,这些年他一直生活在被耻笑被轻蔑的环境里,对这些不仅有了一种很强的承受力,而且产生了一种抗性。政治上让我矮人一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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