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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枫望了望车窗外，说：“这人是不是严永桥，等一会儿就清楚了。”长途客车在山路上爬行，我约了董枫一同去严永桥在乡下的家。本来，要解开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之谜，是该我自己去奔波的，但董枫作为精神病院的护士，前去看看患者的家属，其到来的理由会使严永桥的家属觉得更自然些。并且，作为女人，她也许更容易从严永桥的妻子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
车窗外出现了一条河流，在两山之间，水流宽阔湍急。车上有乘客告诉董枫说，你们要去的鹰岩乡快到了，过了前面的大桥，河对面就是。这车上全是山民。我们在陆城县转乘了这辆开往偏僻乡下的客车，董枫在车上显得格外刺眼。她身着紧绷绷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亚麻色的休闲衬衣，个子高挑，长发披肩，以至于这些山里人的目光像看电视一样老盯着她。当听说她要去的地方是鹰岩乡时，竟有几张嘴争着给她介绍鹰岩乡的情况。
汽车拐上了一座大桥，我看见桥头立着刻有“黑河大桥”字样的石碑。河对面出现了一片乌黑的屋顶，鹰岩乡到了。严永桥的家在松林村五组，离这乡镇还有七八公里的山路。这路飘忽出没在山谷中，身边有树丛和鸟鸣，人进入这里像一个豆粒般的黑点，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大打折扣。董枫折了几枝黄色的小花在手上，回过头来反驳我说：“你的这种感觉不对。人要是只是一种简单的动物，当然很渺小；但是人有智慧，有复杂的精神活动，有任何动物都望尘莫及的创造力，所以人是了不起的。”我说：“了不起的创造力中也包含着了不起的破坏力，是不是？”董枫笑了，做了个无奈的手势说：“我不跟你争辩。我们说正事，你想过没有，严永桥怎么会娶个这里的女人做老婆呢？临走前我在医院查过他住院时的资料，老家在外省，毕业于建工学院，桥梁公司工程师。他怎么会把家安在这深山老林里呢？”
这真是个谜。不过，快到他家了，从他妻子那里也许能了解到这一切。并且，我要看看严永桥的照片，以便确认他与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是不是同一个人。另外，这个已死去的人如果真能显形，他也一定会回家看看。
我们是在下午3点左右到达松林村的。一个正在奶孩子的妇女指着山崖下的一座房子说：“哦，汪英就住在那里。”
我们东弯西拐地顺着山道走下去。这是一座背靠山崖而建的房子，呈丁字形，侧面的那排房子没有前墙，是堆柴草的地方，另有一个猪圈，有猪在里面发出嗷嗷的声音。屋檐下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地上，正用脏兮兮的手在玩玉米棒子。
“汪英在家吗？”董枫对着屋内喊道。
房门开着，但没人应答。我突然想，如果这时严永桥从屋内走出来，将会如何让人震惊。
“谁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人从屋后绕了过来。她二十多岁的模样，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衣，手上拎着一只很沉的水桶。也许这山里的女人还没有戴胸罩的习惯吧，她走路的时候，很大的胸脯便在衣服下一颤一颤的。
董枫向她说明了来意，表示严永桥去世一个多月了，医院让我们来看望看望她。我们还将特地带来的几包香肠、奶粉送给她，说是给她和孩子补补身体。
汪英有些木讷，只有眼光里流露出意外和惊讶。怔了一下才说：“太劳累你们了，这样远来看我。”
我们进屋坐下。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种恐惧的感觉无以言说。因为我抬头便看见了严永桥的遗像，宽额大脸，眉毛很浓，正是几天前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天哪，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遗像下的案头还燃着香火，轻烟散在屋里，我感到鼻孔里有点发痒。汪英说：“这都怪他自己，不该从医院里跑出来。他倒是撒手就了，可我们孤儿寡母的，好苦啊。”
汪英一边说，一边用衣袖擦眼睛。董枫这时却显得比我镇静，她对汪英说了些安慰的话，并表示要去看看严永桥的坟。坟就在离房子不远的山坡上，一堆新土还没有长出草来。坟前有一块很简单的墓碑，“严永桥之墓”这几个字使我触目惊心。
这时，光线不知不觉已变得很暗。汪英望了一眼天空说：“要下大雨了，我们回屋里去吧。”空气已变得很潮湿，耳边是蚊子的嗡嗡声。我们回到屋里，汪英不知从哪里掏出几个鸡蛋来，走到灶台边要给我们煮点吃的，我拦住了她说：“我们一点儿也不饿，别客气了。”
我背对着那张遗像坐着，开始和汪英聊天。
23
山里的暴雨真是吓人，
铺天盖地地倾泻下来，满山满岭顿时变成一个轰轰作响的大音箱。这使我们在屋内说话都不得不提高了声音。我问到了这个山里妹子和严永桥的婚姻。是怎么认识的？汪英回答得很简单，只说是严永桥在这里修桥时认识的，就是我们来这里时经过的黑河大桥。五六年前，那里聚集着桥梁公司的几百号人，每逢鹰岩乡赶场时，这些修桥的工人便和满场镇的山民挤在一起，街上的生意都好了许多。严永桥就是在这个集镇上认识了汪英，并且很快便结了婚。
汪英的讲述过于简单，这使我感到她在掩饰什么。并且，讲到严永桥时，她的语气里明显藏有一种冷漠和怨恨，而怀念的话一句也没有。
暴雨急一阵慢一阵，没有停歇的意思，门外的山岭已是黑糊糊的一片。屋里已开了灯，汪英说这电是附近一个小水电站提供的，夏季还可以，到冬季水枯之后，便只有点油灯了。这场暴雨将我和董枫留在了这深山小屋里，天已黑了下来，只有明天再回去了。晚饭过后，汪英将那个三岁的小儿子抱在大床上哄睡，然后来到堂屋里，陪着我和董枫坐着。很明显，这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客人是没法在这里留宿的。
我对汪英说：“董枫和你一块儿去睡吧，我就在这堂屋里看看书，一会儿就天亮了，并且，”我指了指屋角的一张竹躺椅说，“实在困了，我还可以在那里躺一躺的。”
汪英不断地表示抱歉，又说没什么书给我看，只有从严永桥的病房里带回的东西中，有几本书，不知我喜不喜欢。“严永桥在病房里还看书？”我突然来了兴趣。
董枫说：“怎么不可以看？精神病患者在清醒的时候，是什么都知道的，有的还可以下围棋，算计得可精明了。” “是的是的，”汪英接着说，“他住院三年，我每隔几个月去看望他一次。糊涂的时候，他见着我就很暴躁，说是医生要害死他，他没病，医生拿毒药给他吃等等。清醒的时候，他就呆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只是要些闲书看。这样，我就在书店随便给他买了几本书。他死后，这些东西我都带回来了。”
今夜只能这样凑合。董枫已去了汪英的卧室，我想着她和汪英还有那个小孩挤在这屋里惟一的大床上，一定也是怪不自在的。我呢？虽说没床可睡，可这间堂屋里却很清静，只是严永桥的遗像在正面墙上让我很不舒服。我在屋里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一大张蓝色的塑料布，我抓起来抖了抖灰尘，便将它蒙在了那个相框上。这样好了，虽然墙上显得怪怪的，但我看不见那张宽额大脸，心里踏实多了。
木凳上放着几本书，是汪英临睡前给我找来的。虽说这是严永桥的遗物，但想到能借此发现严永桥住院期间看些什么书，我便来了一种类似侦探的兴趣。这样，当我伸手拿起一本书时，心里也没有了害怕的感觉。
但是，这本书的封面跳在我眼前的那一瞬，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这不是我写的那本《死者的眼睛》吗？严永桥住在医院里怎么会喜欢看这种令人恐惧的书？当然，这也许是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汪英在书店里随便给他选的。
我知道严永桥为什么知道董枫了，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来我家，因为在《死者的眼睛》这本书里，我们的事都出现在书中，都怪我写得太真实了，明明白白地写出董枫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而我是一个对恐怖故事倍感兴趣的作家，这样，读了这书的严永桥便缠上了我，因为他发现了医院黑屋子里的恐怖，或者，他本身就很恐怖，这使我至今不能断定找我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影子？严永桥早已死了，遗像在家中，骨灰在坟里，多么可怕！
我点燃一支香烟，在堂屋里高声地咳嗽了几次，我用这种可怜的办法给自己壮胆。从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了灯光，董枫和汪英显然也还没睡，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传出。过了一会儿，又传出一个女人呜呜的哭声，是汪英在哭，她们在谈什么呢？
已是半夜过后了，这个深山小屋像是落入了地缝中，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寂静。我听见董枫说“睡吧睡吧”，然后卧室里便熄了灯。
我吸着烟，在堂屋里踱着步子，像一只困兽。这时，卧室门轻轻开了，董枫走了出来，她拉我在屋角坐下，轻声说：“事情都清楚了，严永桥真该死，他害了汪英。”
五年前，十九岁的汪英到鹰岩乡赶场。几年来家里积攒下八十多元钱，让她去给爱听戏曲的老父亲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汪英在供销社的商店里买好这台宝贝之后，又随不少村民去河边看热闹，这里正在修黑河大桥，吊车入云，机器轰鸣，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来来往往，场面很是壮观。大家都说，桥修好后，过河就方便了。以前这里是一个渡船码头，但涨洪水的时候，渡船也不敢开。现在好了，看的人都在赞叹。
汪英看了一会儿，想到老爹正等着收音机呢，便急忙返身回家。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