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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政事堂侵削枢府职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这种势头，本来就让文彦博就感到很不满，这是他极力想阻止的事情。而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自然更是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加上文彦博对于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予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不客气的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赵顼对文彦博的这些行为，同样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加以优容。然而，他心里的恼怒却也无法平息，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朝中坚决支持变法的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是赵顼无法接受的。而他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理由，更不能成立——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意外。他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文彦博坚决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开始互相攻讦，不过，因为自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这场争执，似乎都还有所保留，这场风波最终被皇帝暂时按了下来。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新党许多人则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郭逵并不太关心新旧两党的纷争，但自己有因此“渔翁得利”的可能么？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卿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兵部侍郎不得直接升任兵部尚书……”
皇帝说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任用亲信，扰乱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也不能随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掣肘他，已是对郭逵极大的信任。
“但当年朕要兵制改革，需要卿在兵部，所以，朕那时候也不能升你的官。但伐夏之后，朝廷议功，朕还记得，你的侯爵，是朕亲自点的名。”赵顼又继续说道，“要是在新官制之前，朕知道，这侯爵也不值几个钱，不过是个虚名。但新官制后，朝廷重名爵，除了那几个元老大臣，朕特旨保留原有爵位外，吕惠卿贵为宰相，石越立下这么大功劳，都不过是个开国郡公。政事堂的执政中，有好几个都不过是侯爵而已。朕知道你的心思，你不过是想在自己的爵位之前，和石越、薛奕一样，加上‘武功’（伐夏以后，宋廷对原有的十二等爵位体制进行了改革——公爵以下，宗室袭封不加‘开国’、‘武功’；大臣授爵，加‘开国’二字；以军功封爵，则加‘开国武功’四字。有没有‘武功’二字，在待遇上并无任何区别，但却象征一种荣耀。）二字而已。但朕以为，其志虽可嘉，然朕也不能许你——统率三军者，不能随意冲锋陷阵。卿的才华，要用在庙堂之上。”
“陛下！”皇帝这么着赞赏有加，推心置腹，郭逵明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他最后一丝率军出征的希望便告破灭，却依旧是感激涕零，说话都有些哽咽了。这几天来对皇帝的怨气，也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陛下，臣虽万死，不能报陛下厚恩！”
但赵顼凝视着郭逵，语气却忽然严厉起来，“然朕颇听到一些传言！”他顿了一顿，正感恩戴德的郭逵一个激灵，竟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却听皇帝厉声质问道：“你对石越不肯替你说话，反与吕惠卿一道举荐王厚、慕容谦，颇有怨言？”
“臣不敢！”郭逵慌忙回道，鼻子上都沁出汗来。
“你不敢？”赵顼哼了一声，“你觉得石越在帮吕惠卿——石越素来与你交厚，这番却不肯成全你，反去帮吕惠卿，你牢骚多着吧？”
“臣死罪！臣死罪！”郭逵连连叩头，不停地谢罪。
“朕不让你去西南带兵，你有点怨言，亦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来怪你——你到底是忠君为国！”赵顼冷冷地望着郭逵，道：“不过，你身为朝廷大臣，须知分寸。酒楼里你也敢乱议军国大事？这种事情若传扬出去，岂非沦为诸夷笑柄？你的薪俸，不够你在家里喝酒么？”
“臣万死！臣万死！”
“朕不要你万死。你怎么想吕惠卿，怎么想石越，朕也不来管你。不过，你是朕的兵部侍郎，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你若有何不满，可以到朝廷上说，可以和朕说，但不能去酒楼说！难不成，是朝中有人阻塞言路了么？是朕不肯纳谏了么？”
赵顼的质问越来越严厉，郭逵叩头如捣蒜一般，早已羞愧欲死。所幸皇帝还给他留着面子，这崇政殿中，空荡荡的只有君臣二人。
“朕这便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造膝直陈。究竟王厚、慕容谦，做不做得益州经略？朕要听你的真话！”说罢，赵顼又注视着郭逵，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你听仔细了，朕要听你的真话！”
“臣死罪，臣遵旨！”郭逵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道：“臣自知罪在不恕……”
“谁说你罪在不恕了？”赵顼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罪在不恕，今日朕便不和你说这些。你只管说，朕要你说真话，王厚、慕容谦，你以为究竟如何？”
皇帝的态度，让郭逵感到一阵迷糊。他一时也摸不准皇帝的心意，稳了稳神，方道：“是。回陛下，臣不敢欺君，臣以为，以王厚、慕容谦经略益州，不过是大材小用。”
“哦？”
郭逵连忙又说道：“臣虽行为不检，有失大臣体。然这等军国大事，绝不敢因私废公。伐夏之役不论，这数年间，李宪半在京师，王厚主持兰州军务，其西拒夏国，南和青唐，内抚西蕃，观其所为，绝非一勇之夫。朝廷在平夏移民屯田，总不免与当地羌人有些冲突，这几年间，唯独慕容谦的辖区蕃汉相安无事，这等能耐，亦非等闲将领可比。陛下对臣恩信有加，臣却不知检点，臣惭愧无言，实不敢再自辩，无论朝廷如何处分，臣不敢有半句怨言。然臣之所以口出怨言，亦是因为王厚、慕容谦之荐，臣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否则，臣又何必有牢骚，若是所荐非人，臣只管上表反对便是……”
赵顼看着郭逵，默默点了点头。半晌，忽然说道：“你用不着上谢罪的折子，以后自己知道检点便好。明日你交卸了兵部的差遣，旨意已经下了，孙固任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也另有任命。你去枢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