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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若干帝制王朝国家的衰亡过程，李曜觉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统治阶级上层贵富集团大地产兼并积聚的恶性膨胀发展，造成了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巨大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并激起了那些所谓的“农民大起义”，最终葬送了本集团以及本阶级的整体统治。这种情形在中国帝制王朝国家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多次重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他如今所在的大唐，就是中国帝制王朝国家的一个典型，大唐贵富集团的存在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并有多方面表现。譬如他今天提及的大唐贵富集团大地产经营——田庄经济的恶性膨胀就导致了巨大的恶性影响。
具体来说，大唐的“贵富集团”包括贵族、官僚、宦官、地主、富商大贾、佛寺道观等。大唐贵富集团的田庄经济，无论是其发展途径、膨胀方式，还是作用影响，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基本上而言，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发展途径和膨胀方式，主要是违法买卖、兼并、掠夺均田农户的小土地以及侵吞国有土地、山林川泽和逃税避役等，可谓途径不正、方式违法。而其作用影响，则是既殃民、更祸国，可谓荼毒生灵，流恶无穷。最近他与各大世家交从甚密，对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膨胀发展历程，比之前更加清楚，也就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了这些恶性特征。
大唐土地制度的根基，原本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国家等级授田制，按照等级（身份等级、地位等级、权力等级）高低授予数量不同的田亩，其中对于贵族官僚“永业田”的授田规定了很高的数额：“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而且，“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规定他们授得的永业田有永久的继承权，可以买卖、贴赁和抵押，私有权十分明确。大唐还推行赐田制，赐给贵族、官僚们大量土地，也具有明确的私有权。同时，又有不同顷亩的职分田授给在职官僚以及公廨田授给政府机构，贵族官僚们虽不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拥有这些土地租佃经营的收益权。
但是，贵族官僚们对此并不满足。在唐廷建立之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了对土地资源和财富资产的非法占夺。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就“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太宗贞观年间，泽州前任刺史张长贵和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在益州，“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高宗永徽年间，“豪富之家，皆籍外占田”，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武周时，山南东道地区“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圣历元年，陈子昂说蜀川地区情形云：“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使，不入国用。”武则天崇佛，“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各地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既违法多占，又经营工商。中宗景龙二年，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睿宗朝，太平公主恃功骄横，“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成安公主则“夺民园，不酬直”。当时，“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常炙鸢傩铡薄�
从这些李曜在中书省里查到的案卷可见，高宗、武后、中宗、睿宗时期，贵富集团“骄恣纵横”，已经“皆籍外占田”、“倍取其多”、“夺民田”、“夺民园”，“侵损百姓”，公然违犯王朝田令政策和制度，全面展开对土地资源和财富资产的强力占夺，广设“庄园”、“田园”、“碾磑”、“邸店”等，依仗权势进行兼并，明显的干着非法扩张的勾当。中书省里录有徐坚的话说，武周时，“高户之位，田业已成”，贵富集团的土地积聚和田庄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当时的“细弱下户”即均田农户等则被贵富集团“所兼”、“所夺”，被贵富集团“征敛驱使”和“侵损”，而“户口逋荡”，成为了“逃走户”，即破产流亡成为了逃户。景云元年，睿宗敕云：“诸州百姓，多有逃亡。”景云二年，监察御史韩琬上疏称：“往年，人乐其业而安其土，顷年，人多失业，流离道路。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也说明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均田农户由于土地被兼并而破产流亡，流民问题在此期间公开化，并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而进入玄宗朝，贵富集团对土地资源的非法占夺达到了猖獗的程度。中书省案卷记载：开元初年，“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州县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开元天宝年间，“朝士广占良田”，熏染成风。刑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东都留守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竟已廉耻丧尽，积习成癖。
李袭吉的先人、权相李林甫当道近二十年，“京城邸第，田园水常∩想椤薄Ｔ诖似诩洌鹿偈屏ο牛泊罅课シㄇ终继镌埃吡κ俊⒀钏紕缘鹊钡琅ǎ暗鄢侵屑椎冢艿樯咸铩⒐俺卣樱泄俨伟胗谄浼湟樱 备吡κ勘救嘶埂坝诰┏俏鞅苯劂闼髂耄⒆迓郑漳肼笕脔薄９蟾患哦酝恋亍⒆什恼级嵋汛锏骄说奶袄烦潭取？吣辏诎渲扑档笔北患娌⒌敉恋氐木锱澳磺崛ハ缫兀参《琛；蚝廊顺善淙P，或奸吏为囊橐，逋亡岁积，流蠹日滋”。开元八年时，“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开元十二年，玄宗颁诏又说破产流亡的均田农“违亲越乡，盖非获己，暂因规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纲，复捐产业，客且常惧，归又无依，积此艰危，遂成流转”。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贵富集团无视法纪，猖獗占田，广置“别业”、“田园”、“水常薄ⅰ凹椎凇薄ⅰ肮俺卣印钡龋率咕锱┗撇魍鋈涨餮暇础板屯鏊昊黧既兆獭保睢俺⑸钜晕肌保晌酥卮笊缁嵛侍馍踔镣驳搅舜筇瞥⒌耐持巍�
自张嘉贞、张说罢相以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强者以财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弱肉强食，问题越发严峻。开元二十三年九月，玄宗颁《禁买卖口分永业田诏》云：“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如闻尚未能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开元二十四年正月，玄宗颁《听逃户归首敕》，称当时“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窶日蹙，逋逃岁增”。天宝十一载十一月，玄宗再颁《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指责当时“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惟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强调“自今已后，更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及诸射、兼借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并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
玄宗不断地颁布诏敕，恰恰说明了问题没有解决。“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等贵富集团，“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无视朝廷法令，也无视皇帝诏敕，肆无忌惮，贪婪毕露，不但以“借荒”、“置牧”等虚假托辞，侵吞了大量国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泽，而且“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变着花样地违法兼并均田农户的永业田和口分田，以致“贫窶日蹙，逋逃岁增”，“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继续加剧了均田农户的破产流亡及其苦难，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愈加不安定。同时，他们还“别停客户，使其佃食”，将王朝政府控制下的均田农侵占为自己控制下的佃农，荫庇大量劳动力资源，窃夺国家的税源和役源。这些违法行为，“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地域广，规模大，时间长，于民生国计都造成了严重危害。玄宗一朝，贵富集团违法猖獗的土地兼并积聚已是积弊日甚，积重难返，无法从根本上加以遏制。
中书省案卷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结果，“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籍帐之间，虚存户口”。唐初确立的均田制、户籍制等制度已经被严重侵蚀，几近形同虚设，开天盛世光环之下的王朝国家统治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帝制集权遭到重大削弱，“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土地买卖兼并行为更加恣肆。宝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