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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人握手，因为那手像冰一样。
一个面色菜黄的女子，穿着一身一针针精心织起来的马海毛绛色长裙，上衣领子设计成一个小披肩，用马海毛做了一圈流苏缝在边上。她穿了尼龙的长袜子，尼龙袜和毛线裙子摩擦出的热量，将裙子紧紧地吸在她腿上，像一根没有拧紧的油条。而她就这样皱皱巴已，但非常隆重地在路上走着，夹着福建出产的劣质黑色小包。面有菜色的女子虽然使杜小姐暗暗发笑，可她带来的隆重和渴求让杜小姐喜欢而熟悉，这是淮海中路这样的大街的气氛，就像台上的明星看到下面的人戴着白金项链、穿了夜礼服来看她跳舞，心里头的自珍。
杜小姐愉快和刺激地经过她的身边，她瞥到那女子在纹黑了眼线的眼皮下打量着自己，情状黯然而不甘。这个情形，就像玩军棋，敌我两方出棋，两只棋子背靠背碰在一起了，然后，亮出底来，小的一个，立刻出局。淮海中路上的小姐们，文文雅雅地走在路上，可眼光如电，常常与迎面走来的女人碰个你死我活。
她常常在午休时候到淮海中路的COSMUS时装店去看新上市的女装，店里的人总是说他们的女装是直接从香港拿来的法国时装，他们的小格子薄呢是从英国进口来的，在八十年代末的上海，这是很有吸引力的说法。
店里的春装已经上市，有一款全棉弹力的红白条子窄身裙很是出挑，当然也是外国进口的。她一眼就看到了它，就向它走过去。她经过一个女子身边，是个高挑的女子，披着半长头发，穿人字呢的大衣，手里握着黑皮手套，她在看西装。她知道那个女子是不会现在就瞪大了眼看她的，她也知道那个女子一定会仔细打量她的背影，她身上正穿着COSMUS的那件红隐条黑西装，肩和腰那里都做得很伏贴。
她自己有许多次相同的经验，上次她在老大昌门口看到一个女子穿了《罗马假日》里的公主穿的那种裙子，大大地从宽腰下面撑开去，像倒扣的香摈杯子，淑女式的风情万种，她也不会瞪着眼看那条裙子，那是乡下姑娘才有的真挚。她只是一眼一眼地膘着，吃那裙子的冰激凌，等那人走过去，才转过头去看，那时的眼睛里，飞快地生出一只手去，拉开裙子，检查它的裁法与做工；捏一捏布料，了解它的质地；摸一把腰头，看看有没有秘密可以揭短。常常有人为了一条美丽但不合体的裙子，吸足了气，缩起肚子，提起肋骨，拉长了腰，就像把一块面团拉长，就会显得比较细长那样，一切都为了把自己塞进裙腰里去。她的身体是在那裙子里吃足了苦头，可脸上是笑。
那眼睛里生出的一只手，是淮海中路上丽人们的利器。那里面包含着的欣赏、检验、向往、斤斤计较、微微的嫉妒、不动声色的比试和从善如流的学习将上海女子吸引到那条路上去。对于上海女子来说，从淮海中路常熟路到淮海中路西藏路，这两公里梧桐树下的人行道，是她们的罗马纳沃娜广场，有时是现代的纳沃娜广场，现在意大利每年在广场做时装发布会，而她们在路边向上海发布一季的女子时髦。有时是古代的纳沃娜广场，罗马人在广场竞技，她们在路边比赛。
当然这不是全体上海女子的嗜好，有充分的高尚社交机会的女子和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随波逐流了的女子不那么在意淮海中路上刺激的散步，生活在两者之间的女子，就常常会打扮好了，怀着一颗向往而不甘的女式虚荣心，去淮海中路走一走，让别人看，也看别人。
这是一大批人，每一代都有这样一批人，她们带动和参加着大众的时髦：七四年的时候穿大尖领子的上衣；七五年的时候穿家制的卡其喇叭裤；七八年的冬天穿把蒙着尼龙布衬一层定形棉的外套做得又长又窄、用缝纫机在上面踩出许多菱形的小格子；八二年的夏天她们穿一开到底、钉上大扣子的布裙；然后，是黑色的紧身踏脚裤，是露出肚脐短衫，是今年冬天黑色窄腿裤子、意大利式的鸭嘴头皮靴配上宽大的呢短外套，将头发染成棕色，笔直，嘴唇不那么通红。她们也是前赴后继地在街上散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对手，见到自己的同志，享受相克相生的亲密关系的乐趣，砥而情趣和品位，坚持关于物质的梦想。淮海中路对这样的上海女子有着特别的意义。有时，淮海中路上的散步是一种消解郁闷的方式，一种业余的竞技，是一个终生的学校，一个没屋顶的沙龙。
那些最后去到了纽约、巴黎和东京的上海女子，最终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欧洲时装，巴黎香水，她们穿戴整齐了，到第五大道去散步，才发现当她们有了资本以后，却没有人像在淮海中路上一样地吃她们的冰激凌，不再有女子那么在行地关注她们了。打扮起来的乐趣，这时少了太多！于是许多人在国外不再注意自己穿什么，可以穿上儿子穿不下的运动服就出街，心里还说，那些外国人，他们怎么懂得欣赏！杜小姐后来去了日本，每次回国省亲，总是穿着在日本精心选好的衣裙，用细细的唇线笔勾出精巧的嘴角，到淮海中路上去散步。那里才是真正看得懂她的大街。而所有的男子，哪怕再解风情的，都只是个陪客，是个外行观众，只会在一九九○年以后埋怨说：〃从前淮海中路上的那些漂亮女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啊？都到外国人的怀里，到外国大马路上去了吧。〃所有的人都以为淮海中路上的气氛是紧跟在外国时髦后面的，可只要有空，在淮海中路上的咖啡馆里，找一张面对大街的桌子坐两个小时，看来往在大玻璃外面的上海女子，就能知道自己其实错了。
街上的人常常是穿着当年欧洲时兴式样的衣服，那些彩色的细腿裤紧紧包着腿，和宽大的衬衣敞着怀；也常常看到韩国橙色一族用的那种化妆，银色的唇膏，把两片嘴唇画得像新鲜小带鱼，以及不一样颜色的头发；一九九五年，眼见得一些细长的女子冷着脸，穿了重新横扫欧洲的喇叭裤和厚底鞋，让人想起了三十年以前那些踩在厚底鞋上的狂飙的青春。在淮海中路上走的外国人，常常会说：〃这城市看上去不是中国。〃
可是仔细看，你能看出来上海女子常常选择不那么鲜艳的九分裤穿，也不真正紧绷着腿，欧洲女子要买小一号的时候，上海女子常常是要买大一号的，她们的裤子比较窄，可有更多空间，让自己的腿有一点朦胧的余地；上海女子的头发也常常染色，可不会选择橙色，而是含蓄得多的棕色，或者只是使头发看上去有一点点发红而已；至于那些喇叭裤，女孩子的脸上更多的是矜持和自得，为了自己在穿一件全球时髦的裤子，在华盛顿DC的乔治城里的年轻人商店里卖得贵比意大利新款时装。这样的女孩子并不在意那蓝色的迷幻药、甲壳虫乐队、xing爱自由风暴和反抗金钱的喇叭裤精神，她更不是狂飙青年，也不是他们晚生的追随者，她们只是将它在淮海中路上改造成昂贵和新潮的时髦，她不愿意弄脏了它，才将裤脚整齐地卷起来。看上去洋气的地方，其实已经被沉着的上海女子小心改造成了自己的风格，她们真正懂得按照自己的质地和标准取舍并改造事物，不管是中国本土的，还是外国的，然后将它们综合成为自己度身定做的淮海中路的时髦：中庸而别致。
不论外国有多少著名品牌进出上海，小街上的裁缝店永远是被需要的：他们承担着改造的重担。杜小姐像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许多上海女孩子一样，读好书，学好外语，了解活色生香的都市女子生活，听流行歌曲，按时在洁白的单人小床上入睡，是她们的大部分生活，她们不会做女红，不会自己做衣服，但她们有天生的空间感，对着新潮的裁缝，能把一件衣服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改造，说得充满创意。她常常和裁缝在被各种衣料磨得发光的木台板上挑剔地工作着，他们应该是在世界潮流面前最知己知彼、不卑不亢的中国市民。
欲望的车站
小但是不至于让人觉得寒酸的开间，不再是方方正正的镜子和固定在地上笨重的理发椅子，让人仰躺下来的黑色假皮的洗头椅子，长长地伸到黑色的洗头池子里，这就是现在在上海到处可见的发廊。在里面，你能听到时下最流行的台湾歌曲，有一阵子，是一个带着气声的男人温柔的责备：〃你总是心太软，心大软。〃唱得正小心凑在你耳边、用小剪刀一缕缕地为你削头发的那个高大、消瘦、穿着黑色沙宣广告衫的年轻理发师傅忍不住也跟着哼起来。他常常在为人理完发以后，将女客人周到地送到门口，递上一张薄薄的名片，那上面有他的BP机号码，他的名字叫克力，那是个自己起的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把自己称为发型师。就在客人穿上外套的那一小会，他还最后打量着那新做的头发，他向后仰着头，就像一个画家在检查自己刚刚画完的作品，然后用手再去拢拢，吩咐客人说：〃过一个月再来修一次，头发养得长了，可以修得到位。〃只有听他说了这么多话，才能听出来他的外地口音，他从江苏的一个小县城来，读完初中，到上海来打工。
差不多每个发廊里都能见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刚来上海的时候，有着一张稚气的脸，两颊红红，那是农村的大风大太阳留下来的。他们怀着闯世界的激情和初中生的浪漫情怀以及发家致富的梦想，在上海的一个角落里留了下来。一开始，能找到的，总是最下等的活计，在小饭店里帮忙，做钟点工，帮人送货，什么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都是他们来做。刚刚开始的日子最辛苦，一下子没有了亲人，什么都要自己当心，自己以一颗稚气的心去面对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常常几天都找不到一个平等的眼神，城里人不那么喜欢他们，路上的小孩子背着书包，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因为大人告诉他们，外地的民工常常做人贩子的，那些孩子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