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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里，王元化得到了张可。
一九三八年，王元化说他喜欢张可，可当时张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质问王元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一九四七年，张可的一个追求者问张可她到底喜欢谁，张可此时坦然回答：〃王元化。〃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令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共产党员的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共产党员的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藏国民党的大搜捕。
那时被后来的人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上海地下党电台的李白被杀，蒋介石秘书陈布雷那成为地下党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就是十里香风、百乐门里彻夜响彻着美国爵士乐的上海，都无法冲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气。许多人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到来，就撒手西去。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新中国和她唯一的儿子王承义在一九四九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十二年的党籍。一九三八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赤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里展现出来的理想。她没想要从十二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那些客人里面，有胡风。王元化当时参加筹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张可在胡风离开以后，曾表示自己不那么喜欢胡风，因为他太飞扬跋扈。
那个黄金的五十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加上新中国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锐不可当。当时和他共事的李子云，说那时候她都不敢理她的领导王元化。过了四十年，已经成为王元化的患难之交的李子云回忆起来，仍旧在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上方大摇其头，坚决他说：〃我那时根本不敢理他，太'飙'了！〃
那时在王元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温凉的水泼过来了。然后，聪明地不着一词，收兵而去。
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操持一个美好的家，还有对春风得意的亲人狡黠而微讽地竖一竖大拇指头，这是我们这长故事里现在的张可。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满涛都醉心于契诃夫的时候，她却非常热爱从五四以来就没有在中国热闹过的莎土比亚，而且选择它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王元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还深深记得张可参加地下党那年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温情主义者。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温情美丽的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气宇轩昂的时候，这是偏安于一隅的张可的品格与智慧，和一个知识妇女的纯净。
到现在，一九五四年了，三十五岁的张可仍旧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时髦的三十年代已经远去，张可的故事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不是程乃姗式的才子佳人，不是蒋光赤式的革命加爱情，不是张爱玲式的岁月磨脏了大小姐，不是徐讦式革命女郎的悲剧，不是杨沫式的脱胎换骨，奔向革命，不是陈学昭式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她的故事还是以可以想见的方式发展着，你觉得里面有着一种奇特的清爽之气，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五十年代，现在没有想念它的潮流，而张可的故事，却在那时充分地展开了，就像一粒核桃，被砸开了，于是，你才能看到里面淡黄色的果肉。对于张可，要是没有王元化将要开始的二十三年厄运，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开着怎样的花朵。人生它怎么是这样的？要是没有今人不寒而栗的压力，一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勇气和坚贞。说着张可的故事，看着她优雅地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那时她家外面的皋兰路上，高大的梧桐树的树干上褐色的树皮开始爆皮，远远一路看过去，像康定斯基的画，春天又来了。她是一个沉静的女子，可心里一定会对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有愉快的感觉，那条马路上有一座俄国教堂，退色的莲花式的教堂塔楼在春天薄薄的阳光里像一个感伤的童话故事。张可从那里走过去了，从容的，无辜的。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突然被隔离审查，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他在家里的习惯不曾改变，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要是家里请朋友吃饭，仍旧有意大利茄汁面、葡国鸡和乡下浓汤。
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签上，用瓷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在悄悄保留着自愉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还完成了论文《秦腔赵氏孤儿》。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邀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