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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进入上海的是化学兵部队，更准确一点说是抛射炮化学兵部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西洋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没他们坏，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中国化学兵的武器叫做抛射炮，又称李文斯抛射炮。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可是因为搞不来毒气弹，所以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抛放燃烧弹，后者倒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早在张治中发起第二次总攻时，由于普通火炮奈何不了大据点，他就想到用喷火器，而抛射炮就相当于改进后的喷火器。
抛射炮始于一战，当时喷火器刚刚投入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抛射炮，不用油罐，用油桶，靠炮把油桶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比一般喷火器强多了。
供张治中调遣的是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共有12门抛射炮，官兵300余人。
在杨树浦有一座日军的大据点，楼高七层，张治中要求化学兵予以拔除。
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钮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的。
在张治中下达命令后，第一下，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燃烧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楼里浓烟滚滚，燃烧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队员终于知道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化学兵一招得手，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烟火弥漫处，就见高楼哗的一声垮了下来，阵地上日军陈尸狼藉。
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对陆战队的心理是一个很大震慑。
继化学兵之后，中国坦克兵也现身上海滩。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特种部队刺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蒋介石，建议组建自己的坦克部队。
经蒋介石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坦克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装甲兵团从南京给张治中调来两个战车连，用以清除马路上的坚固障碍。
战车连连长也是黄埔学生，但在观察战场情况后迟迟不敢进入杨树浦。
“车子太坏”（非重型坦克），日军火力过猛，加上步兵又没有练习过步车协同战术，坦克沿途将缺乏保护，这样太危险了。
这时张治中一心要贯通杨树浦，当然不能答应。
好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上海，却不敢或不想打仗，如何能行。
必须攻入，否则不要来见我！
连长遂驾驶坦克带队冲锋，有了钢铁清道夫，部队前进果然顺利多了。
冲到汇山码头，由于日军火力越来越猛，连长车毁人亡，张治中只得下令后撤。
通过第三次总攻，张治中虽初步贯通杨树浦，但长谷川清在再一次得到援兵后，又很快卷土重来。
这次的援兵是直接从国内调来的两个陆战大队，上海陆战队总数由此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骤然多出2400人，因此又重新控制了杨树浦。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如同汤恩伯调遣罗芳珪，张治中这次同样召唤到了一位开路的巨灵神，其人也是团长，名叫胡家骥。
胡家骥毕业于黄埔军校工兵科，工兵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军官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第7章 性格即命运（2）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待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领导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在杨树浦的路上就被卡住了，一阵弹雨袭来，部队死的死，伤的伤。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过五关斩六将，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的公共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中了五颗子弹。
团长做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江面日舰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从杨树浦到汇山码头，道路又重新扫过一遍，可这不是说扫过之后就能算，长谷川清占有火力优势，仍然能够反攻倒算。
事实上，这条道路已成为一条生死线。
假如张治中牢牢控制此处，则虹口和杨树浦两大租界之敌将不能相互援助，变成东一块，西一块，且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大据点里去，等于是坐以待毙。
为了争夺生死线，长谷川清白天来，张治中就晚上攻。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外滩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英军投降的陆战队队员达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自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张治中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大据点就剩下了两个，一个是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几无容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张治中一步步到达了主动进攻的顶点。
不须抬脚的门槛
8月23日，日军在川沙口登陆，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将从此由攻转守。
登陆的军队是善通寺第11师团，属于日本统帅部刚组建的“上海派遣军”两大常备师团之一。
如同当年的白川义则，新一任派遣军司令官也是一位老资格军人。
松井石根大将，毕业于陆大18期，与本庄繁是陆士同学。
松井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文的汉学家，本来指望他能继承父业，学有所长，不想这小子喜欢的却是打打杀杀，以后更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汉学，他后来也研究，不过跟老爸不同，他不研究古文，而是研究怎样侵华，也就是他所谓的“哥哥打弟弟”。
他是老一代日军将佐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板垣、土肥原等新一代“中国通”都在他那里取过经。不过，同是“中国通”，由于履历不同，各人的“专业方向”还有所侧重。比如松井曾在上海担任过驻华武官，对华中和上海的地理就比其他人要熟悉。
在淞沪会战爆发时，松井已退役两年，且患有肺病，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陆相杉山元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一眼就相中了他。
进攻上海，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浦江上岸，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日军能够这么潇洒地来去自如，想登哪里就登哪里，原因还在于中国中央海军形同虚设。
所谓中央海军，其主体是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儿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
几乎所有跟中央海军打过交道的，都吃不消这帮英国绅士的谱，而这里面谱最大的，就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的会议，只要陈绍宽哪个要求没达到，人家都不跟你废话，夹着皮包当场就走，愣把你给晾在当场。
陈绍宽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要求“最低限度”给海军造一艘航母。一艘航母光造价就得2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