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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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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营主任,是一个标准的闲职,没什么权,去了以后,卫立煌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地坐办公室,而是把事务推给幕僚,自己则带着一家子在西安城里闲逛。

每天都是这么打发光阴,卫立煌自此绝口不言军事,就连原先部属求见,他也一概婉言谢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外人看来,卫立煌是真的想退隐不干了,要不然怎会如此悠闲和清静?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只虎才会偶尔露出真容。

他经常翻阅报纸,看完之后就长吁短叹,拍案不平。

将军的价值在战场,若久而“髀里肉生”,空长一身肥肉,连战马都骑不了,岂不悲哉?

不言,其实满心都是言,但总不能自己哭着喊着说“廉颇未老,一顿还能吃上一大碗”之类的话吧。

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落,谁就不讨史迪威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介石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将军荣辱在战场,卫立煌(右二)要靠第

二次远征来翻身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至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绝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儿,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致命威胁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第29章 怒江在咆哮(2)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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