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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举例历史现象的事情，则要交给教育部的那些人才去完成，赵岩实在无能为力，即没那个才华，也没那个时间。
赵岩让人重点例举王安石和张居正二人的变法行为，这二人的变法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重要变革。
但因为种种原因，两次变革都以失败告终，就如张居正的变革，让明朝一年的税收就达到将近三千多万两的程度，这才让万历有了三次大征的本钱。
第三卷：聚敛天下 小菜也要拉票了！
咳咳，虽然小菜对月票上榜不抱什么希望，所以没怎么向大家要过月票，不过最近这月票数量看得我蛋疼无比。
好歹有上千位大大花钱捧场，月票怎么会如此稀少？希望各位大大献出手中宝贵的一票……
另外小菜解释一下书评区的问题，小菜每次发书，都会碰上一些无理取闹，乱喷的家伙，这颗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逐渐养成不爱看书评区的习惯……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QQ上找我，号码是349493361（要注明是读者，不加偷菜的路人甲，不注明的话，我会在拒绝里问你是谁的，再加一下写好注明就行。。。）
另外，上章传得匆忙，非常凶险的在零点到来的最后一分钟传上去了，不过章节名出现了小小的错误，大家见谅
备注：没月票的话，推荐票我也不介意啦
第三卷：聚敛天下 再次解释一下明代白银及税收的问题
再次解释一下明代白银及税收的问题
（不好意思，上一章我发五个字上去，然后没发出去就修改了，发出去的时候变成收费的了，有两个读者花了钱看。。。很抱歉，非常抱歉
很多读者认为小菜在书中的税收很夸张，就连《刺明》的作者也认为明朝的税收只有三四百万两，这让小菜很无语，百度上很多资料其实是不准确的，明代前期和后期的情况是不同的，岁入多少白银，也不代表全部税收。
以下是小菜找的资料：
明代税收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进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在西元1570－1580年间，明财政收入如下：
田税及其他农业税：折银2500万两
盐税：200万两
其他收入：3xx万两
…………………………………………
合计：30xx万两
相比之下，到清康熙治下的最后十年（西元1712－1722年），清财政收入也接近3000万两。同一时代，大陆彼端的英国，1714年财政收入为1000万英镑。以当时币值，一镑价值4盎司白银，约合中国旧制3两，因此恰好也是3000万两。一般认为，明万历初年，财政收入为320－330万两，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大概是因为明代税收使用钱粮双制，而结算单位也不相同，考据者只考虑了帐簿上现金收入的缘故。实际上，万历年间，太仓府每年现金收支都在银800万两以上，太师张居正死后，北京粮仓中存粮可支用十载，太仓府与内库存银1000万两。这笔财政赢余成为了“万历三大征”的有力保障，也绝非3xx万岁入可以实现的。明朝末年，由于征收“辽饷”和“剿饷”，岁入一度达到2100万两（同样是现金收入）。然而由于明代最后70年（万历－崇祯）中，有多达1亿两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中国，使物价上涨了40％（实际上是白银贬值）。考虑到这个因素，以及明末人口应该达到1。5亿左右（盐税增加），两项征税大体在700－900万两左右，平均每人每年不到50文钱（铜并没有贬值），这明显不是所谓的饮鸠止渴。最后，补充一些数字：
明代
1尺＝0。342米
1两＝1。3盎司＝36。85克
中日朝七年战争相对平缓时，一名驻扎在辽东的普通士兵每月需要消耗军费白银2两
俞大遒戚继光造火器战车，造价白银30两，每车需配属士兵41人
第一百二十四章：登陆铁山
（PS：小菜知道蒙古人是不砍车轮以下的小孩，不过主角和蒙古人不同，他并不需要接收那些满清小孩，让他们从小受奴役太过残忍，干脆给个痛快，至于那些高过车轮的，拉去开矿、修路）
赵岩的奏章不出数日，便到了京师。山东的驿站已经开始在各地铺设，山东一省境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驿站系统。
赵岩让人开设的驿站叫‘济民客栈’，虽然是叫客栈，不过和驿站没什么区别。
这些驿站不仅负责传递情报，还给旅客提供住宿，旅客还能乘坐驿站的马车出行，更能在驿站中聘请雇佣营的士兵保护出行。
除了山东，山东往京畿、河南、两淮、江南等重要的商路上，都有赵岩开设的驿站，这些驿站因为都是开设在人流来往繁多的商路上，所以不仅无需贴钱，每年还能向山东输出几万两银子。
至于朝廷的驿站之所以每年要贴钱，首先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再则也因为铺设得很广，所以才造成那样的现象。
但实际上，驿站是有利润可以赚取的，只是经营方式要改变一些罢了。
赵岩的奏章送到京师，崇祯夜间在乾清宫挑灯反复阅读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内容，赵岩在奏章中所言：治国要策在于理财，并列举了王安石、张居正两人变法的许多成效，对崇祯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这封奏章，给了崇祯很大的启示，连夜让人将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内容整理出来，认真阅读。
他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但他生不逢时，同时也没有受过正确的教育。
满朝大臣皆在愚皇，崇祯从小接触到的思想就是变法不可为，变法损国本毒天下，大臣们也未给看过变法的内容。
在这个信息很塞闭的年代，一个对很多事物没有正确认识的皇帝，自然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治理方法。
“节用爱民朕做到了，开源节流，不错，就是开源节流。”崇祯看完张居正的变法内容后十分惊喜，仿佛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一般。
崇祯直接看到了三更天才睡了下去，第二天天还没亮又爬起床跑去上朝，简直勤奋得让人瞪目结舌。
当天早朝过后，崇祯又把杨嗣昌叫了过去。
“这个赵岩，他竟不交出琉璃镜秘方和纺织器械，杨爱卿以为如何是好？”崇祯对杨嗣昌问道。
杨嗣昌看着赵岩的奏章，赵岩在奏章里赤luo裸的拒绝了崇祯对玻璃镜的要求，还问崇祯：若玻璃镜与之，陛下可能与臣年三百万两军饷？
这一句昨天把崇祯气得大怒，后面那‘与民争利’的大帽子更是被赵岩撇了个干净。
“陛下，起码赵岩同意出工匠和兵员，有了他的火器与训练之法，我们不出数年，定然也能练出一支强军。”杨嗣昌说道：“至于琉璃镜与纺织器械，按他的意思，必须陛下进行商税改革方能交出，陛下……”
杨嗣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摸不清楚崇祯对这商税的态度。
“朕有意加征之，以让大明达两宋之繁荣。”崇祯掷地有声的说道，态度十分坚决。
杨嗣昌说道：“陛下，商税兹事体大，非容轻议”
“为何？”崇祯不悦的问道，此时他正想如何开源节流呢
“今天下之人皆以无商税为常，而朝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