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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机会，我能撬动历史的车轮，我能改变历史的走向。这就是黄历，这就是黄历的本事。
对日和会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但黄大总统的总结性发言却全文刊登在各家媒体，在亚洲掀起了一股风潮，在世界上掀起了一片讨论，甚至影响到了德国。
当时，德国人正对自己所走过的路进行认真反思，而战胜国的一些人却有失公允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全体德国人，使德国人深为不满。这种“集体过错”的看法在战后西欧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所以又被称为“范西塔特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德国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主张集体过错论的还有一批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
战胜国某些人的偏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也使德国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如何回击范西塔特主义，并在具体的辩驳中，找到了如何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区分战争责任的途径，是德国知识界面临的任务。而黄历的讲话，却帮助德国人在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得到了启发。
德国福音教会率先发表了斯图加特认罪书，书中说道：“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现在我们代表整个教会说出我们已经向教友们表示的意思：我们曾经多年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纳粹暴政所体现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我们也要控告自己没有更勇敢地明认，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愉快地相信，没有更热烈地爱。”
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被誉为德国“经济之父”的阿登纳随后也在政策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而远隔万里的黄总统的讲话，将使我们结束一段充满着痛苦与牺牲的罪恶历史迈出重要的一步。”
舆论已经掀起，对日和会的主动权比重逐渐地向黄大总统这边倾斜过来。
第165章 日本的困境
舆论掀起，发酵，壮大，这样一个连贯的过程在南洋联邦的精心策划下顺利而成功地完成。
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披露一直是南洋联邦在进行的工作，南洋联邦的民众对日本一直是处于不满和仇恨的状态。而且，南洋联邦并不是只满足于国内，在国外也以资助研究等名义联系了一批代言人。现在，就如同集结号吹响，在全世界几乎都掀起了反日的风暴。
甚至，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开始对日本战后反思提出了意见，认为“美国对日占领后所实行的民主改造是不彻底的，毫无疑问，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对日本施加影响，但美国并没有利用对日本的主宰地位，使日本对历史进行应有的、有利于地区和平的反思，对因侵略战争给亚洲周边和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进行深刻的反省。”
《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从在坤甸对日和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可以看到，日本在国际社会除了美国没有同情者，整个亚洲都对日本充满了憎恶，而这个被所有亚洲国家厌弃的国家却有唯一的朋友——美国，我们对此不知道是感到荣幸，还是感到耻辱。”
《纽约时报》适时刊登了驻日记者的文章，这位美国记者在考察了靖国神社后，吃惊地发现：按照靖国神社的历史逻辑，日本侵略亚洲各国并偷袭珍珠港纯属“迫不得已”，是为了从西方殖民者手里“解放亚洲”。仿佛战犯不是东条英机，倒成了罗斯福！他对这种曲解历史的观点感到“非常令人不安”。
美国民众一直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深信不疑，此时却发现对日本历史置之不理，自己的利益也将受到伤害和威胁。现在，民众开始纷纷指责美国对日本的庇护和袒护，批责日本的国家诚信，同时也开始更加深刻的认识日本战后反思的不彻底性意味着什么。
而美国一些政要和主流媒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开始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采取批评、干预和敦促日本改变错误的态度。并向政府进言，认为“美国不愿在日本历史问题上全面、明确地说明基本立场，这种态度不仅不利于日本的历史反思，也不利于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态度改善，对于维护和发展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并无多大益处。”
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则如雷霆万钧，如水银泻地，黄大总统的风格在这场舆论风潮中显露无遗。
白宫内，杜鲁门总统面对着国务卿艾奇逊苦笑不已，摇头道：“事情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啊，而黄大总统刚刚与我通过电报，重申他对我们扶持日本经济自立没有意见，但也希望我们不要因为太过偏袒一个小小的日本而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影响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好感。”
艾奇逊推了推眼镜，思索着说道：“二战时戴高乐在英国，虽然要仰人鼻息，但时不时总要与英国人搞些摩擦，以向法国人证明，他不是英国人的附庸，南洋联邦与此很相似。”
杜鲁门总统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有同感，南洋联邦或许是害怕日本崛起会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从总体上看，黄大总统对美国的态度还是友善的，特别是印度支那问题，据中情局传回来的消息，他们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准备是认真而务实的，并提出了相当多的建设性的意见。这就让我们很难办。”
艾奇逊沉吟了一下，说道：“对于日本的情况，我们可能要重新作出估计和评价，显然麦克阿瑟及他的幕僚夸大了那里的乐观形势。对于舆论和民意，我们也总要作出些回应。南洋联邦和亚洲其他国家打压日本，对我们未必没有好处，就象报纸上所说，美国现在是日本唯一的朋友，他们会更紧密地靠拢过来。赔偿吗，我们不妨放宽一些，对亚洲各国作出友善的姿态。道歉，也应该没有问题，趁机解决日本国内一些令我们感到不安的因素。明年是关键时期，现在我们要谨慎小心一些。”
明年是总统大选，没有朝鲜战争的泥潭，没有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民众反对，杜鲁门对连任还抱有希望。尽管美国国会通过了《第22号修正案》，防止总统寻求第三届任期（若该总统曾有一次为期多于两年的任期，该总统日后只可有多一届任期），但杜鲁门总统却不在此限。
“好事能变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就看你如何施展。”杜鲁门总统笑着引用了黄历的一句话，“就象印度支那，法国人越来越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我们可不要犯那样的错误。日本，晚崛起几年，或许也是件好事。”
……
日本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原来最大的支持是美国，但现在态度却变得暧昧起来，扶持日本经济发展的措施减缓甚至是停顿下来。日本人无奈地发现，在日本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能够影响到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国家或者是联盟。
此时的日本虽然自四九年在“道奇路线”的指导下，开始了经济复兴之路。但开辟恢复“自由经济”的道路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至四九年八月，因资本家不支付工人工资的事件已发生一千四百多起，总计金额达七亿四千万日元。日本劳动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涨，而且实行这种措施，几乎是完全靠美国的援助，才能满足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煤炭、石油等生产原料的供应。如果美国撒手不管，亚洲国家的抵制和禁运，就将使大批的日本人因冻饿而死。
包括首相吉田茂等日本高官对第二阶段和会的艰难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南洋联邦竟然能让美国对日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更没有想到南洋联邦会准备得如此充分，态度如此强硬。而日本想要复兴，就必须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经济联系，既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又使之成为日本的市场。
第166章 对日和会背后的阴谋
对日和会对于日本来说相当重要，日本急于获得在投降六年之久后的法律上的“独立”，而且为了使美国答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明确表示签订和约后将请求美军继续驻扎日本，又提出“轻武装论”，以减轻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力的压力。
本来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突然因为南洋联邦联合一批亚洲新兴国家的反对而陷入了困境，令首相吉田茂措手不及。
作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对战后国际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视角、技巧来应对和处理国内、国际矛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占领时期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都必须谨小慎微地协调与占领军当局（GHQ）的关系，但以吉田与麦克阿瑟元帅的合作最为密切。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
不能不说吉田茂具有超常的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机敏的现实主义，甚至到了堪以“实用主义”来形容的地步。作为战败初期日本政治的掌舵者，他有准确判断风向、权衡利弊得失，在动荡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折冲樽俎、精确游走的能力，他想使处于东西冷战夹缝中的日本，绝处逢生，实现了战后复兴。
但也不能不说吉田茂生不逢时，他遇到了一个更强悍、更精明、更老谋深算的对手。南洋联邦的黄大总统，利用各种手段靠拢美国，并在朝鲜战争中一跃而成为远东力量举足轻重的一支，得到了美国的高度青睐，也使得美国对日本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得不重新进行评估。
美国不是要抛弃日本，但无疑对日本的复兴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热心。而且，对于舆论的力量也不得不做出姿态，向南洋联邦及亚洲各国表示善意。印度支那的局势使得美国更加倚重南洋联邦的力量，而适值总统大选之前，杜鲁门也不得不小心从事，以寻求连任。旧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