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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之后，昌邑城头挂起白色的旗帜。曹操之子曹丕出城向刘和报丧，同时请降。原来那日曹操与刘和见面之后。回城便开始交待身后之事，他要求曹仁和夏侯惇在自己死后不可负隅顽抗，因为在大将军炮面前，城内的六万将士仅凭血肉之躯根本无法阻挡刘和的大军攻破城池。夏侯惇问曹操何不一起向刘和请降，曹操苦笑着回答说这场大战因我而起，如今双方死伤了十万士兵，总得有人负责。
曹操回城处理完身后之事，在第二日夜间饮下毒酒，带着尚未实现的人生理想撒手而去。第三日早晨，曹丕便手持曹操的绝笔书信出城来见刘和。
刘和对曹操的自尽深表惋惜，他安抚曹丕，承诺对曹氏不会再追究任何罪责，只要曹氏和夏侯氏协助朝廷官员把豫州和兖州的局面迅速恢复，还可以因此而换得一些功劳。
曹丕也是城府深沉之人，他在刘和面前表现的很恭敬，口中言称一切都凭刘和做主，曹氏一族和夏侯氏绝对不会阳奉阴违。刘和于是要求昌邑城内的守军全部出城缴械，接受朝廷的精简和整编，曹氏一族和夏后氏的主要人物全部前往洛阳定居，其余附属人物则返回老家谯县隐居乡里。
面对城外近二十万大军和数百门大小火炮，曹仁和夏侯惇根本生不出反抗的心思，他们牢记着曹操临死之前的叮嘱，带着城内的士兵从四道城门中走出来，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刘和的大军投降，接着被各路部队分批带走，离开了兖州这块熟悉的土地。
刘和在收编了兖州和豫州的军队之后，没有急着调动大军向南对付孙坚，而是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朝廷随后任命幽州牧刘惠出任兖州牧，任命宁州牧杜幾出任豫州牧，任命刘放接替了幽州牧，任命国渊接替了宁州牧。
刘惠是最早追随刘和的属下之一，又在幽州这块刘和的根基之地从政多年，正好可以把幽州的成功经验带到已经开始部分改革的兖州来，推动兖州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杜幾是文武全才，有着长期在边塞统领军政的经验。刘和将他放在豫州这块与荆州和江东交界的地方，自然是委以重任，有着防备和牵制刘表与孙坚的用意在内。
又过了一年，兖州和豫州已经彻底归于中央朝廷的管理之下后，朝廷的政体改革正式启动。
先是朝廷恢复了丞相制，但不设左右丞相，只设一位总管全国政事的丞相。在丞相之下又设了三位副职，分别是尚书令、中书令和内史令。负责在皇帝与丞相之间沟通，同时协助和监督丞相完成肩负的职责。刘虞作为大汉复兴的首功之人，自然被委任为丞相，而卢植则被任命为尚书令，统领尚书台的事务。刘表被朝廷任命为中书令，可以暂时不来洛阳赴任，他在洛阳的职事暂由中书丞（中书令副手）钟繇来担任。蔡邕被朝廷任命为内史令。
在丞相和三位副丞相之下，朝廷又设立了吏、礼、宣、户、刑、农、工、商、财、矿等十数个部，每部有长官一名。副职两名。
从朝廷的顶层的这番改变来看，既有后世三省六部的影子，但又很多的不同，这自然又是出自刘和的考虑和设计。比如，后世的三省六部之上并无大权独揽的丞相，而六部之中有个兵部，却没有出现在刘和搞出来的这十几个部之中。在刘和的设计中。大汉未来的政体是要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要提高丞相的职务，使得丞相能够有实力来限制皇帝的权力，避免一两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送葬了一个帝国。
丞相的职责，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即所谓的“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丞相负责管理军政大计或其他要务，并辅佐皇上处理国家大事。逢有机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御前商议，避免专断。一般政务，则由丞相决定即可施行。皇帝有事，常向丞相咨询，丞相有时可封驳诏书，表示对皇帝命令持保留态度。丞相具体职权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荐举人才；对于地方官的有考课和黜陟、诛赏的权力；主管律、令及有关刑狱事务；地方上若有暴动等事，丞相派属官前往镇压；在军事或边防方面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全国的计籍和各种图籍等档案都归丞相府保存。西汉时御史大夫辅佐丞相，职掌大致相同，所以不少事务常由丞相、御史共同出面处置
作为后来人，刘和纵览史书，从来没有发现丞相造反夺取了皇帝君权的事例，反倒是那些废除了丞相把君权高度集中在手里的皇帝，最终都把帝国带进了覆灭之地。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丞相虽然总揽全国的军政大事，但他是由皇帝任命的，而且在刘和的设计中，军队这一块是独立出来与内政官员并列的，所以丞相一个人的权力再大，也无法发动一场颠覆皇权的内乱。
皇帝作为帝国的象征和最高决策者，他不需要也不应该事事插手，他要做的是监督丞相和内阁官员，避免权力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想要让帝国长久维持下去，皇帝不仅不能**集权，反而应该将无上的权力合理的分配下去，这样在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好歹还有一群人维护帝国的完整和统一。
朝廷在任命内政官员的同时，也对军队的体制进行了变革。刘和头上顶着的兵马大元帅依然保留，在朝中与丞相的地位相同，在兵马大元帅府中设置枢密院，枢密院内又设东西两府，其中东府长官负责作战和平叛，西府长官负责训练和装备后勤。
一位丞相，三位副相，再加上一位大元帅和两位副职，便组成了大汉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是内阁。
在皇帝之下，除了丞相和大元帅负责政事和军事，还单独设立了议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审判院四个由皇帝和内阁双重领导的机构。
之所以叫做双重领导，既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这四院来架空甚至是迫害内阁大臣，也是为了防止内阁大臣蒙蔽皇帝。
当议政院就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进行讨论分析时，作为皇帝和内阁大臣可以列席旁听，也可以在会上陈述自己的想法观点，但不得干扰议政院的投票公决。
当立法院广泛征集全国各地的民意制订出一部律法之后，先提交议政院进行最后的审核讨论，一旦议政院投票通过，则皇帝和内阁大臣也要严格遵守，无权废除和中止。
监察院负责监督纠察上至皇帝，下到百官，一旦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则可以提交审判院，由审判院根据大汉的律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审判。皇帝和内阁大臣对监察院的执行公务有知情权，但不得插手干涉，而审判院做出最终的审判之后，皇帝在一年之中有三次特赦权，丞相和大元帅各有一次特赦权，其他内阁大臣则有一次复审权。特赦权只能免除死罪，但不能免除其他刑罚。
第五三九章 政教合体
光阴荏苒，转眼便到建安十二年。
这一年，大汉各地喜讯频传，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更见富强。
皇帝在去年喜得一位皇女的情况下，今年又添了两个健康的皇子，据说当时两位妃子在分娩的时候，都是由女神医赵爱儿亲自接的生，足见皇帝与皇叔刘和之间关系的和睦。
皇帝喜得龙子，天下鼓舞，在两个皇子满月的时候，刘协在宫中摆出仪式，请皇叔刘和亲自为他的孩子剪掉头上的绒毛，以此祝福儿子能够健康成长。
此时的大汉皇叔刘和，已然是七个儿子，九个女儿的父亲，而最令人称道和羡慕的是刘和的子女没有一个先天不足的，也没有早夭的，个个都像茁壮的树苗一般，一年年的好像比赛一般长着个头。刘和的大儿子刘襄已经年满十六岁，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武技精湛，更难得的是他像父亲刘和与祖父刘虞一样，有着一个宽厚仁慈的心。刘襄从少年时代便被刘和定期送到农村之中耕作，送到边塞军营里面锻炼，因此在他身上看不见富家贵公子的那种蛮横与骄奢，却能看到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无疑也给刘和的众多子女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刘和养育子女有方，自然令大汉众多崇拜他的“粉丝们”又多了一条可以模仿的地方。大家心想：咱当不成令人敬仰的大元帅，咱多生几个有出息的儿子总没问题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皇帝在儿子满月时还当众宣布了他和他的子女从今往后信奉天正教，成为天正教的忠实信徒的消息。皇帝的这个讲话，毫无疑问是承认了天正教在大汉成为国教的地位。
随后不久，朝中一些重量级的大员也向外公布了自己作为天正教信众的身份。接着，各州郡的地方官员和军中将领纷纷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天正教。
此时的天正教，在天正道核心团体成员们的暗中组织领导之下，已经在中原地区和黄河以北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发展成为国教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从一开始刘和就把这个教派的教义和宗旨制定的严谨而又不违背人性。还博采了其他宗教之长，不排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所以不论是身份尊贵的士大夫，还是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大家都能发自内心的去理解和接受。
说白了，刘和处心积虑搞出来的这个糅合了宗教外壳、政党内核以及学派联合等多种因子在内的天正教，绝对是对抗外来教派。限制皇权无限扩大，弥合社会阶层裂隙。确保文明传承延续的终极大杀器。
原本的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开始失去魅力，董仲舒为了迎合皇帝专权而搞出来的那套“独尊儒术”的玩意开始遭人质疑，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中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便是魏晋风度的化身，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玄道，被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刘和正是准确地把握了大汉思想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