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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了参政院的讨论、表决之后，认为吕宋暂时还不俱备推选议员，参加国会的条件，原因就在于，第一、吕宋现在并未正式建省，依然还只算是帝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实行的仍然是殖民制度，而不是帝国的省级行政制度，因此从法理上来说，吕宋并不能推选议员，参加国会；第二、吕宋的华人虽然达到了一半，但其中绝大部份只是在吕宋常居，而不是定居，这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长居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毕竟还是一个暂时性的，只有定居才算是固定人口，尽管有相当一部份在吕宋长居的华人其实也可以算是吕宋的固定人口了，但在户籍上，他们却是其他省份的居民；第三，就是吕宋的当地土著怎么算，是否也俱有被推选的资格，毕竟在绝大多数华人眼里，土著并不能算中国人，但土著的数量毕竞也占到了吕宋的一半人口，而且如果帝国打算把吕宋并入自己的领土，那么土著的身份定位问题，也早晚都是要解决的。因此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吕宋也就不能推选议员，参加国会。
商毅也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吕宋不访可以再放一放，反正先把国会组织起来再说，第一届的国会暂时就是从这十三个省市中产生。不过让商毅唯一觉得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是众议院产生的方式。
按照商毅的想法，众议院议员的产生，应该是由各地方进行地步选举，然后产生出各地的众议院国会议员，但现在参与国会的这些省市，尽管己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地方行政机构，但仍然是沿用的前明朝的地方行政构成，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地方选举体制，因此众议院议员的产生，其实还是按参议院的方式，甴地方政府直接推举，选择的仍然是地方上的品行、学问突出的人士。只能算是推举，而不是选举。
当然在目前的大环境中，也只能先采用这样的办法，广泛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起来后。不过国会对地方推举议员的方式也做出了些规定，不是由省级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各县、州首先推选出本地的备选人员来，交由省政府，进行筛选；同时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占到一定的比例，每个阶层的人选不能少于二成，也不能高于三成。
这样的规定，是让议员构成尽量平均，不能让某一个社会阶层独大，否则国会的性质也就变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规定，估计议员的人选有八成以上，都会被儒生把持，那么国会也就完全成了仕人的天下，反应的只是仕人的利益，而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阶层的利益。
从最后参众两院的议员名单来看，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的比例大体为三比二比二比三，当然其中有不少人实际是有双重身份，如农民或商人本身也是士人，之间的界线本来就很难分得清，但从整体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平均社会阶层的目他。
因此总体来说，商毅对第一届国会后构成，和议员的产生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议会制度，其中有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未能尽入人意的地方，也是再所难免的，在以后慢慢的逐步完善。而能够做到现在这一步，己经是相当不错了， 要知道在欧州，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己经有早期的议会制度产生了。而就是这样，近现代的议会制度从产生到完善，仍然用了近二百多年的时间，其间还出现了众多的个人独裁政府。当然这并非民主议会制度本身不对，而是在实施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也是民主议会制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事实上和同一时期的英国、荷兰议会相比，中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己经算是相当的完善和成熟了，毕竟和欧州的国家相比，商毅要多了三百六十多年的实际经验。以至于在二十年之后，英国、荷兰等欧州国家都不断派人到中国来考查中国的议会制度，对中国议会制度的完善和广泛性都赞不绝口。并且在回国之后，也参照中国的模式，对自己的议会制度进行了许多修改。
而在三百年之后，在史学界一直都在争论，中国、英国、荷兰到是谁才是第一个建立真正近代议会制度的国家，有一种观点就认术，尽管从时间上来说，中国议会成立的时间最晚，但制度最建全，最成熟完善，社会的广泛性也最大，因化英国与荷兰的议会制度都出过波拆和反复，只有中国是最顺利的走向了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因此只有中国才是第一个建立真正近代议会制度的国家。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商毅招见了黄宗羲等几位筹备建立国会的主要成员。对他们这一年来的辛苦工作进行了赞扬。并且向他们宣布，就在明天，商毅将以皇帝的名议，正式下旨，向整个帝国宣布，中华帝国国会正式成立。
一般来说，帝国的政令都是以内阁的名议发布，但从行政制度上说，国会是立法机构，要高于内阁和司法机构，因此让内阁来宣布国会成立，显然是不妥当的，甴皇帝来亲自下旨宣布，当然是更为合适。毕竟在这个时候，皇权在人们的心里，还是有着茣大的权威，由其是在之前，出现了关于〔国会宣言〕的争论之后，由皇帝亲自下旨，宣布国会成立，也表示皇帝对国会的认可，如果以后再有人拿大不敬的帽子去扣国会，显然就不好使了。
黄宗羲等人也都十分兴奋，毕竟自己一年以来的辛勤工作也终于等到了成果，而且经过了两年的参政院，和一年的国会筹备工作，他们也大量研究了欧州的古典议会和这时英国、荷兰的议会制度，因此也对议会制度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
由其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思想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批有识之士都在反思中国的历史，并探索新的出路。但由于中国传统制度的巨大阻力，以及中国社会相对的封闭，知识份子的历史局限性，使众多的有识之士己经到了大门的边缘，事实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十分轻易的推开那扇门了，但偏偏就没有人敢于伸手去推。
在这方面又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三大宗师最可以为代表。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旧制度的弊端十分清楚，也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致于都己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向皇帝，但苦于历史局限性无法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办法，因此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或是大臣们能够靠自我的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来解决这些弊端，说白了就是指望着皇帝或是大臣们的良心发现。这一点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明君、贤臣的范围。因此只能还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
而现在商毅却帮他们推开了那一扇门，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找真正能够解决旧制度弊端的办法，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知识份子来说，引入了议会制度，是否就能解决这些弊端还不好说，但至少这是一种新的办法。但传统的路己经泟明走不通的情况下，试一试新路还有希望。
由其是黄宗羲，在经过了〔国会宣言〕的风波之后，对商毅的态度己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虽然说〔国会宣言〕的内容在平时和商毅交谈的时候，商毅都是表示过赞同，有不少还是商毅提出来的。但嘴上说是一回事，写成白纸黑字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黄宗羲也对商毅的气度佩服不己，单是这份海纳百川的胸襟，确实不是任何一位明朝皇帝所能相比的，因此发生改朝换代，也确实是天数注定。
第二八三章 国会成立（三）
中华帝国洪宪二年（165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商毅下旨宣布，中华帝国国会正式成立，并立刻开始运行工作。/ /并且规定，从此以后，国会将掌握立法权，拥有制定法律、制度、增减税收、设制政府机构、监督政府工作，弹亥内阁官员，考核官员政绩，对内对外发动战争以及缔结条约等诸项权力。而内阁从此以后，只拥有行政权，任何决意的实施，都必须经过国会的通过，才能够实施。
而皇帝对国会的决意拥有否决权，可以否定国会的任何决意，不过如果参、众两院的投票表决率超过九成以上，否决权将无效。当然在事实上，投票表决率超过九成的提案，极为少见，在参政院成立了两年的时间，产生的超过九成以上的提案一共也只有三个。因此皇帝的否决权依然居有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对皇帝的否决权有异议，毕竟谁都明白，皇帝不可能将所有的权力都供手交给国会，而否决权就是皇帝对国会的控制方法，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且皇帝虽然拥有否决权，但也无权向国会提交提案，并保证通过。这就是皇帝让出的权力。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 除了内阁和各部门的事务以外，任何官员、民间人士有建议性的上疏，内阁甚致是皇帝，都没有权力进行直接受理，而必须以提案的形式，在国会的参、众两院提出，并按国会的程序得到通过之后，才能够实施。而且只有国会议员，才有资格向国会提出议案。当然官员们都可以找自已熟识的议员，代替自己提交提案，但提案能否通过，只能听天甴命了。
比如这一次有官员质疑〔国会宣言〕的内容，那么在国会正式成立之后，将不能向内阁或皇帝提交，而必须由国会议员向参议院或众议院提交，然后进行答辩、表决。
而且同样，如果有官员对皇帝的意见，比如认为皇帝不上朝，或是不爱学习，行为不敛点等等事物，在明朝的时候，是可以由御使直接向皇帝上疏，甚致还可以骂皇帝一通。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代其实十分常见，因为付责这方面事务的御使，都有闻风弹奏的权力，可以随意的弹奏官员，甚致是指责皇帝，并多以此为荣，其是对皇帝的品行、私生活往往都会成为御使的攻击目标。其实大部份指责根本就是小题大作，但一般来说，御使都不会因此而受到太过的处罚。而且不仅仅是御使，就连其他官员也都会上疏质问皇帝。比如海瑞就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