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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有如兵战，属于“阴事、诡道”，阴谋与算计是常事。盛宣怀通过电报间谍，对阜康钱庄调款数目了如指掌。他预估胡雪岩的现金差不多都调出了钱庄，马上派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已经血本无归。
经过盛宣怀的造谣与煽动，前来提款的存户踩破了门槛，阜康钱庄当天兑取一空，被迫宣布倒闭。
阜康钱庄成了压倒胡雪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原因是，钱庄早年名声在外，不少贪官都将自己贪污得来的巨款存进来了。
李鸿章启动“倒左必先倒胡”战略第二步，通过举报，借助朝廷权力，对胡雪岩下达抄查令。
贪官们最先得知消息，都抢着要来挤兑现金，怕迟到一步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左宗棠出面来挽救危机。他亲自“按簿查询”，对账发放。贪官的钱来路不正，照实兑换，等于自首，“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计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以三十余万了之”。
尽管如此，左宗棠毕竟垂暮老人，精力严重不济，两江总督府里的政府性事务，都让他应付不过来。胡雪岩孤立无援，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跌入万丈深渊。
在自己商业决策严重失误与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势力和洋人势力的双重打压下，胡雪岩很快就彻底破产，胡庆馀堂接着宣告倒闭。
胡雪岩童年时放牛娃出身，阜康钱庄、胡庆馀堂相继倒闭后，又一贫如洗。李鸿章下达抄查令，胡家“押追着落，扫数完缴”，胡雪岩跟一个老放牛娃一样，家徒四壁。
阜康钱庄和胡庆馀堂相继破产，标志“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彻底失败。它警示左宗棠：在封建集权社会里，“商督商办”只能是一种理想，暂时无法实现。
扶持民营企业家的洋务梦破，左宗棠还拿什么搞建设？
官场首善
中国首富胡雪岩来自一贫如洗的创业者，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曾经颠沛流离。回想20岁倒插门周家，对比今天总督两江，像从海下7千米的蛟龙一号去看天上400千米的天宫一号。
左家七代，家族富裕，到了他这一代，怎么就快到全家饿死的边缘了呢？固然有国家动乱、经济凋敝的原因，但主要因为左家有慈善传统。
左宗棠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醉心社会慈善，一路捐款救济他人，捐捐捐，捐到“宗”字辈（从祖父到孙辈，辈分字依次为“人观宗孝念”），终于财稀粮空，要靠外族接济。
左家大方得过了头。人首先需要自己活下来，才有力气推己及人，去爱他人。
但过度大方不是没有好处，慈善的家风培养出来的后代，较有爱心。有爱心的家庭教育，是后代出人头地的基础。
慈善心从小培养，日后慈善就会成为本能；长大再教育，慈善日后会成为理性行为。本能发自内心的，不可更改；理性来自于外在力量，有很大的随机性。
对以战争起家的左宗棠，本能慈善特别重要。如果缺乏善心，心被战火烧起来，容易走极端，一味爱好破坏。如果人格缺乏慈善，没有同情心，追求的目标就不会志在“心忧天下”，反倒可能 “心坏天下”。
慈善的家风，从小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慈善教育，成就了左宗棠做大事的底色，也让他在事业做大后可以稳住。
左宗棠一生中最早最感人的爱心事迹，发生在1838年第三次会试失败回家的路上。
考后，他在北京转悠了半年，无钱回家，朋友送他300两银子。一两银子在明朝中期相当于今天600至800块钱，清朝中晚期相当于220块钱。
左宗棠回湖南的路上，碰到一个老大娘欠钱，五个壮汉逼债，他当即拿出200两替她还债。
左宗棠缺钱，却不怎么在乎钱，反而总不差钱。
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时，职务工资加红包，有两万两，另加“养廉银”两万两，年薪四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年薪千万。
他更多的钱，来自一个肥差：陕甘茶马使。每年可得4万两。近10年下来，积累了38万两，他全堆在库房里。
怎么花？他每月给家里寄150两至200两。
11口之家，月消费200两，放在今天，算有一套中等别墅、开奔驰的中产生活。说不上奢侈，谈不上省俭。
左宗棠对家庭生活的态度，既不像严厉的海瑞，廉洁到家里年年岁岁只吃得起青菜，将艰苦朴素搞成怪癖，被黄仁宇定义为“古怪的模范官僚”，也不像李鸿章奢侈豪华，家里常年挥金如土，完全不顾苍生在贫困线上挣扎。
慈禧太后安排他做两江总督，已主动暗示他为后代积财。但左宗棠不但没有捞钱，反而将工资的95％，全部充公。
充公的方式，各种各样，除了直接捐款，还有办学校，或者投资国家建设。
他出手非常大气。 1876年春，左宗棠移师肃州，将做陕甘茶马使得来的工资38万两白银，一手全部交给手下大将刘典保管。他立下字据，宣布自己财产充公。
这些钱怎么用？他规定两条：
一、绝对不可以挪作西征军费；
二、下任总督到任，交点清楚，做将来西北急需之用。
这笔钱对当地老百姓起了大作用。 1906年5月，陕甘总督升允只用掉左宗棠留下的不到一半（16万5千两），就在甘肃兰州建成了黄河大铁桥（后命名“左公桥”，至今百年仍在使用，今已改名“中山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兰州起跑点就在此桥）。
左宗棠还捐款办学校。
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城外城西北角修建了兰州贡院。工程浩大，用工170万个，耗时1年，材料本应投资在10万两以上，但左宗棠为了节省，调集闲着的军人当民工，又发动军队自制材料。一个大工程下来，材料费节省到才花3000多两。
报告上奏到工部核算，费用应该有10多万两，但左宗棠只写了3000两，根据国家标准，这是用料不合格的工程，不能报销。左宗棠如果硬要申请国家报销，就得做假账。凑个假数字报上去吗？左宗棠不愿意。他明白，做假账的结果，是以3000两的成本，反赚国家10万两，这等于开了一个以公肥私的口子。如果其他官员都来仿效，以后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豆腐渣工程来。
左宗棠哈哈一笑，将报销单私藏，自己掏工资充公了事。
拿个人钱，办社会事，“化私为公”，左宗棠在晚清中也是个开创，这跟“抬棺上阵”收复新疆一样，惊世骇俗。
左宗棠年轻时受钱的折磨可不少，他真的超脱了利益，将钱财看作身外之物了吗？
左宗棠写的《名利说》，道出了答案。
左宗棠认为：天下人做事情，都逃不过两个目的，名与利。但哪里有纯粹的名呢，名其实也是利的一种。
作为利益的名，有三种：一是道德之名，二是文章之名，三是一艺一伎之名。
但道德之名是什么？很悬乎。到底是人有了道德才出名，还是出了名才想起道德呢？见得多的，是道德或者在朝廷上出卖，或者在民间到处贩卖，这些人不过是欺世盗名，以名求利，“归于厚实”罢了。
至于文章之名，更加不靠谱。像王辏г四侵秩耍还墙栉恼潞鲇铺煜拢阕约鹤龅贝涨氐囊靶摹９搜孜湟彩悄侵智裳粤钌娜耍案菏⒚幸√煜拢嵘硪允仕酥俊保茉诘却蛑鳎蛔胶么Γ肿羝渌魅チ耍窀鐾痘肿印�
一艺一伎（jì，技巧、才能）之名，就是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贩卖一样，通过具体办事，来得到利名。这事确实很小，君子们都看不起。但他们做事，都不欺骗和侵害别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的好处。这样的利，以及这样出名来获利，真实可靠，既不出卖良心，也不出卖廉耻。＇3＇
左宗棠用自己的独特名利观，来处理天下事情。他希望自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贩卖”一样，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获得一艺一伎之名。
但总督是个官位，左宗棠职位上能追求的，事实上更接近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像曾国藩那样，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图不朽。哪怕这些德、言都是假的。
而左宗棠宁愿放弃立德、立言，期盼获得立功之名。这有难度。总督工作不同于做工务农经商，不是一艺一伎。在总督的位置上，怎么拒绝道德之名、文章之名的虚假，心安理得获得一艺一伎的利名？
左宗棠需要通过行动继续来回答。
廉干传后
男人一生最难获的事情是有权，最害怕有的事情是没钱，但最难处理的事情，却是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伟人还是凡人，这方面做到平衡不容易。
学左宗棠“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青年时期与萧子升有过争论。萧子升批评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毛泽东反驳：“大丈夫当扫天下，安事一屋？”他后来还说了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战争年代，这话有道理。但战争里也有和平，尤其到了和平年代，大男人无法避开家事。何况，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每个家庭都请得起客、吃得起饭吗？
左宗棠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回到家庭，就与普通人一样了。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丈夫、父亲的事业再大，不管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天下家庭的幸福，让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有条件去追求幸福。否则左宗棠出山干什么？以“心忧天下”为己任的左宗棠，自己首先得追求到了幸福，才有说服力。
左宗棠的家庭生活，算得上幸福。他与妻子周诒端感情和好，相敬如宾，从结婚时起，周诒端就一直支持他、帮助他、鼓励他。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从心灵上、物质上帮助左宗棠挺过难关。
但后来左宗棠入幕，家庭生活改变了。周诒端与他两地分居。一直等到左宗棠做上闽浙总督，才将夫人接过去。但随后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接二连三的战事，让左宗棠与家人聚少离多。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