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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点也不假，如果那个名叫屈原的老祖先不跳进汨罗江，后人就不会用吃粽子和盐蛋的方式纪念他。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来的子孙们把这一天变成了节日。于是我们才有幸吃到了粽子和盐蛋。老三在家里舍不得吃盐蛋，他在吃饭时把盐蛋节约下来，吃完饭他就拿着盐蛋到外面来吃。这并非是炫耀他家里有盐蛋吃，而是纯粹拿盐蛋当零食吃。他把蛋白吃掉，拈着油渍渍的蛋黄，用舌头舔着吃。那模样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那时候老三只有十岁。我八岁。
瓢羹粒粒也是老三爱吃的。他带我常常上大院里摘瓢羹粒粒，然后把瓢羹粒粒放到脸盆里洗洗，在锅里放点油，把瓢羹粒粒倒进锅里，再放点盐，炒着吃。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
大院里有一个姑娘，我们黄家镇称姑娘为妹子，就同称男孩为伢子一样。那个妹子姓孙，父亲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说一口普通话。孙妹子既说黄家镇话，也说普通话，声音非常好听。孙妹子长得白白净净，还很苗条，看上去弱不禁风。我们那时候叫孙妹子林黛玉，可见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审美能力。孙妹子经常瞧着我和老三摘瓢羹粒粒，因为有棵玉兰树就在她家的窗前，说准确点就在她的闺房前。孙妹子就趴在窗户上看我们爬到树上摘瓢羹粒粒，或者看着我们用棍子打。孙妹子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和一双妩媚的眼睛。有的女孩子天生妩媚，可能就是说孙妹子这样的女孩了。
你们会掉下来的，孙妹子指出说。不会，老三很自信道。
天啊，孙妹子叫道，爬那么高。她简直是很佩服地瞧着爬得老高老高的老三。
这孩子是谁？孙妹子的母亲会问孙妹子。
孙妹子会在我们面前摇头说：不知道。孙妹子会笑。她的笑容也很好看。
孙妹子比我高一届，比老三又矮一届，与我们同在迎春路小学上学。后来上初中时，我们碰见还彼此一笑，主要是她先笑。但进入高中后，孙妹子看见我就不笑了。我长大了，她也长大了，似懂非懂地懂得一些男女有别的事情了。
二
我和罗老师是在镇中学相识的。我小的时候是在镇街上与老三和孙妹子一起长大的，而罗老师是在县城街上长大的。镇中学成了我们相识并逐渐要好的地方。罗老师教美术，我教语文，住楼上楼下，十年前又都是年轻人，所以成好朋友是有基础的。
罗老师。
何老师。后来我们又将称呼改为罗兄和何兄，这就是走向亲近的称呼了。开始我们彼此都有点清高，这是当老师的德性。假如你是一位教师，你也会做出一点清高的样子来。但人一旦混熟了，你就用不着再装清高了。清高是给不熟的人看的，在朋友面前如果你还清高，那就要上医院去检查了。
罗老师在镇中学受到了校长的排挤，校长看他不顺眼，这是罗老师有点像土匪。我在镇中学也不逗领导喜欢，这是因为我有一天不知天高地厚，叫他“校长老兄”，且是当着几个体育老师的面叫他。这不能怪我，因为我叫惯了老兄，一下改不过来。况且我叫老兄的出发点是想跟他套近乎，表示我们很友好。然而错的是我。校长不想与下极亲密无间，他喜欢与老师保持距离，从而好驾驭老师。假如你叫他校长老兄，我也叫他校长老兄，大家都叫他老兄老兄的，那么他还有什么威信呢？他一失去威信，指挥就不灵了。我一声“校长老兄”开罪了校长，从此他一看见我就把脸拉下来，甚至都不看我，让我懂得距离的重要性。
他妈的，老子不干了。罗老师骂道。他妈的，老子也觉得没意思。我也说。刘校长这人水平太差了，罗老师说，怎么都是一些这样的人当校长。
刘校长装腔作势的，硬要别个怕他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真是好笑。我说。他包庇老易他们。
是的，他是包庇人。罗老师赞同我的话说。他拉一批打一批。
这是当领导的伎俩。低劣的伎俩，罗老师蔑视道。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没有道理不成为好朋友。罗老师喜欢打麻将，我也喜欢打麻将。罗老师打麻将输的时候比赢的时候多，我打麻将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多。但我们几个老师玩得不大，所以输也没有杀伤力，赢也赢不到哪里去。主要是玩。想想吧，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工作、吃饭、睡觉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看书看电视虽然也可以打发时间，但看多了就乏味，甚至枯燥。打牌时间过得挺快，一个晚上很快就挥霍完了，剩下的时间可以睡得很好。第二天照样上班。我是个麻将鬼，这是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假如你感到前途渺茫，你也会成为一个麻将鬼。这很好解释，因为打麻将让你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罗老师是半个麻将鬼，因为他还有一部分事业要干。他对艺术的痴迷到了“不可悔改”的地步。如今这年头谁还去画画？况且他还是画赔本生意的油画，就是说他要自己买画布，请木匠做画框，还要把我叫下去钉画绷——…把油画布拉抻钉到画框上，然后他便面对画绷痴痴迷迷地画着。一个月下来，那画绷上就有了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屋，房屋的前面有两株枯树，或屋顶上生着两棵枯草，或屋角栖息着一只乌鸦。他的四壁上挂满了破败不堪的房屋画。他在画房屋系列。他很想有朝一日跑到省城办一个个人画展，从而一举成名。他有成名的欲望。一个人有了成名的欲望就会始终不渝地追求，这是有一个成名后的梦想在诱惑他。
画卵呢，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候打击一下他的积极性说。
我喜欢画画。他嘿嘿笑着说。你想成为大画家？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那就打麻将去。走，三缺一。我说。
他于是就放下画笔，洗了手，上我家打麻将。
老三是不可能把孙妹子掘到手的，就好像我们的体格不可能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老三是一只普通的狗，而孙妹子是一只高贵的狗。这样说似乎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但这样说也比较客观。在光裕里那条灰暗的巷子里，住着一位镇领导，那便是孙妹子的父亲——…说一口普通话的南下干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我们黄家镇，很少有人有自行车。那辆自行车经常于早晨或黄昏时响着车铃穿街过巷，让我们急忙闪到一旁待这辆自行车匆匆驶过，都看见了这辆自行车的后雨板上印着永久两个漂亮的字体，也都晓得骑在车上的人是孙镇长。我还记得孙镇长是个秃了顶的男人，生一张圆圆脸，中等个儿，常常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自行车的龙头上经常挂着一只黑公文包。我们那时候都晓得孙妹子的父亲一发话，就得抓人。因为他是分管治安的镇长。当年，镇街上的流子一见到孙镇长就东躲西藏，都很怕他，尤其怕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
孙妹子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又怎么会看上老三的爱情？老三呢，时常往大院里跑，借着各种由头找大院里的同龄人玩。大院里有一个与老三同龄的人，小名叫四毛。老三就是去找那个四毛玩。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玩，要玩也就是坐在一起聊天。想想那个年代，也真是乏味透顶。书没书看，电视没电视看，麻将也不敢打，最多就是下下象棋或军棋，把棋盘砸得嗑嗑响。老三那时候爱吹笛子，他的笛子还真吹得好，吹《我是一个兵》还真吹出了味儿。所以他常常到四毛家里吹笛子，把笛子吹得呜呜地叫。四毛不吹笛子，四毛的哥哥也不吹笛子，他们打着哈欠，睨着老三吹，吹完后评价两声，也算是对他的肯定。
老三吹笛子不是给他们听的，而是给孙妹子听。那时候的夏天，大家都喜欢把竹铺搬到坪里，晚上点根蚊香，一把蒲扇握在手上，乘凉、聊天、睡觉。那时候空调这个东西还没进入家庭，对付炎热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古老的办法。老三坐在竹铺上吹笛子，眼睛不是望着四毛——…四毛是个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年轻人，而是望着玉兰树下的那个竹铺，那只竹铺上坐着一个漂亮姑娘，她就是孙妹子。她坐在她家的竹铺上乘凉，她的身旁不是坐着她姐姐，就是坐着她母亲，有时候坐着她那个镇长父亲。孙妹子的父亲当年在我们眼里就同国家领导人一样，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老三就像一只叫着的癞蛤蟆，而孙妹子却是一只天鹅。癞蛤蟆又怎么可能吃到天鹅肉呢？
你这是单相思。当他拐弯抹角地向我吐露他的心事后，我对他说。
老三说：我觉得她看着我的目光有点那个。
哪个？我硬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你这是自作多情，我想当然地说。然而老三仍一如既往地去大院玩，穿得很干净，将白网球鞋上的脏渍用白粉笔涂掉，拿着笛子，像一个文艺码子。文艺码子是当年的专用术语，专指县剧团的演员。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世界上最吃香的人就是搞文艺的。那时候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是工人生产的，也不是农民种田种出来的，而是剧团的演员演出来的。《白毛女》里的白毛女和大春，《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和洪长青，《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和杨子荣等等，都是演员演的。所以，当年搞文艺的人很香，在众人眼里全是吃香喝辣的角色。十六七岁的老三那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搞文艺的人，就像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改头换面成经理或外商一样。
但孙妹子对他的良苦用心一点也没放在眼里，因为孙妹子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吹笛子的老三竟敢爱上她。在孙妹子眼里，老三根本就不算一个人。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老喜欢盯着她看，让她觉得讨厌。孙妹子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了，穿戴也很漂亮，且有一个镇长爸爸，她又怎么会看上一个穿着一套灰色文工团服，脚上一双白球鞋，手上攥着一支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