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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地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为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20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 罗嗦，具有点穴的效果。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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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沉静（2）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秘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12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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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 树 花（1）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楸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楸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楸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隆福寺的一棵大楸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啊！”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告诉我：“不是牵牛花，是曼陀罗花！”妈妈笑了，蔼然地告诉我们：“牵
牛花和曼陀罗花都是草本植物，哪儿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不错，这花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它们，但你们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看清楚了吗？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而曼陀罗花则像个漏斗。这是楸树花。很好看，不是吗？”
隆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而寺庙已荡然无存，那株大殿旁的楸树，也不知捐躯何处。我对那株楸树，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却永难忘怀。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在那棵树下，我挨过打。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隆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隆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由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耳”，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儿、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坝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楸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楸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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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 树 花（2）
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脏话的。男生么……”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活。”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此点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酽酽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得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楸树花
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
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忆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隆福寺的那棵大楸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忆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啊！楸树花楸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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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藩篱（1）
1954年春天，我12岁，在北京隆福寺小学上学。有一天，学校停课，老师带领我们到猪市口大街南边参加义务劳动， 那一片地方现在广为人所知，就是中国美术馆所在地。记得那一年还没有修建中国美术馆，只是拓宽马路，好把从朝阳门、东四到沙滩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疏贯。工人师傅们已经把那一片地方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只需把一些未及清理的砖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去。
到了工地，只见早已有很多大人在其中忙碌。那时我系着红领巾，在老师带领下干得满头大汗，一身是灰，却满心高兴，生怕落后。
且说我正忙着把一摞砖头抱到指定的集中点去，忽然看到了我的妈妈，吃了一惊。因为清晨妈妈给我热早点时，并没有说起来这地方参加义务劳动的事呀！但是我很快也就想明白，一定是我上学以后，街道上才通知居民们来义务劳动，好各方齐心协力，把那片拆迁地的清理工程抢完。妈妈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那时却成了家庭妇女，可是她热心街道工作，看得出来，在工地上，妈妈的角色就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样，从工地指挥部那儿领到具体任务后，带领我们家所在的钱粮胡同海关宿舍的居民们，去往指定的区域清场。她细致分工、身先士卒，大家兴高采烈地干了起来。妈妈当时年过半百，相当胖，干起搬运杂物的粗活自然十分吃力，脸涨得通红，可是浑身溢出春风，仿佛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家自1950年从重庆迁到北京以后，眼见着北京市政府疏浚什刹海、翻修下水道、增敷自来水设施、开辟一条又一条的公共汽电车线路……爸爸妈妈提起来总是赞不绝口，现在能亲自参加提高首都生活品质的工作，妈妈那种心甘情愿的劲头，自然体现在每一个动作里。
我望见了妈妈，而且，妈妈一定也望见了我，我除了没有大声地呼唤她，整个儿的表情身姿都在拼命地朝她显示：嘿！我在这儿啦！可是，令我非常失望并且惊诧的是，妈妈眼光从我身上掠过时，却仿佛是看到一个她并不认识的孩子，倒也不是冷淡，她脸上分明有着微笑，然而那只是看到任何一个参加义务劳动的少先队员时都有的微笑，而不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看到她最心疼的幺娃儿的特殊笑容！我几次试图接近她，并且频频以夸张的肢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