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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
“至于吗？”
“所以小心点，”伦尼说。“记住你的电话——住宅电话、呼机和手机——可能被窃听。”
“我还是要问：至于吗？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伦尼舞动着双手，好像准备滑翔一样。“哎，还是小心为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听到我下面的话可不要紧张——谁不知道警察总是歪曲事实。”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你是说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仅仅因为我是父亲和丈夫吗？”
“是的，”伦尼说。
“好吧，就这样，谢谢，我明白了。”
我邻床的电话响了，可是我在房间的这一边。“你介意吗？”我问。
伦尼拿起电话。“这是塞德曼医生的房间。”他听着电话，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用了句“别挂断”，把电话递给我，好像电话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喂？”
“喂，马克，我是埃德加，波特曼。”
莫妮卡的父亲。这就是伦尼作出那种反应的原因。埃德加的父亲跟往常一样，说话太一本正经了。有些人说话时注意词藻。极少数人，比如我岳父，每句话出口之前每个词都要斟酌一番。
霎时间我吃了一惊。“喂，埃德加。”我说了句蠢话。“你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当然，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这都怪我。我从卡森那里了解到你目前正忙于养伤。我觉得让你安心养伤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周到，”我说，没有一点点讽刺挖苦的口气。
“噢，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今天要出院了。”
“是的。”
埃德加清了清嗓子，这似乎不是他的风格。“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到这栋房子停一下？”
这栋房子，意思是他家。“今天吗？”
“是的，尽快。而且请你一个人来。”
沉默。伦尼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出事了吗，埃德加？”我问。
“我已经安排了一辆汽车停在楼下，马克。你来了我们会详谈的。”
接着，我还没来得及再说话，他就挂断了。
确实有一辆黑色的林肯牌汽车在等着。伦尼开车把我送到外面。当然，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离圣伊莉莎白医院不过几英里远。我5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冲进了这里的急诊室（缝了12针）。7岁时，噢，我到这里治疗沙门菌这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后来我上了医学院，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以前人们这样称呼）做过住院实习医生，但为了争取一笔眼科修复学基金，我又回到圣伊莉莎白医院。
对，我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但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偶尔我也做做鼻子整形手术，但你不会看到我整天同一堆硅酮之类的东西打交道。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此有什么看法，仅仅是因为我做的不是这些事。
我与齐亚·勒鲁一起从事儿童外科整容工作。齐亚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我医学院时的同窗，而且总是干劲十足。我们为一个名叫“互相帮助的世界”的团体工作。事实上，这个团体是我和齐亚组建起来的。我们照看着那些因先天因素、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他们多数来自海外。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腭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过烧伤病人。与干我这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接受过广泛的培训。我研究过耳、鼻、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整形外科、口腔学和我前面已提过的眼科学。齐亚的训练经历与我类似，不过她在上颌学方面更拿手一些。
你可能把我们当成是慈善家了，那你就错了。我是有选择的。我在工作中也可以犯犯错误，比如可以把那些已经非常美丽的人的皮肤打个褶皱——或者我可以向那些受伤的穷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选择了后者。
清新的空气浸润着我的胸膛。太阳照耀着，好像是头一次出日头一样，嘲笑着我忧郁的心情。我斜过脸对着太阳，让阳光抚慰着我。莫妮卡以前就喜欢这样。她口口声声说这样可以使她“得到放松”，脸上的玻纹会消失，好像光线成了温柔的男按摩师一样。我闭着眼睛，伦尼默默地等着，没有打扰我。
我一直认为自己过于敏感。看无声电影时我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不过和我父亲在一起时，我却从来没有掉过泪。而现在，面对这一飞来横祸，我感到——我也不明白——泪水已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断定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卫心理机制。我只能努力向前，这跟我干的这一行也没多大差别：裂口刚一出现，我就把它们缝上，以免它们全部裂开。
伦尼对刚才那个电话仍是余怒未消。“那个老家伙对此有什么看法？”
“一丁点儿也没有。”
他平静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思。伦尼把他父亲的死归罪于埃德加。他家那位老头以前曾是埃德加控股的普罗耐斯食品公司的一名中层主管，曾在那家公司辛辛苦苦地效劳了26个年头。就在他刚满52岁那年，埃德加精心策划了一次大的兼并活动。伦尼的父亲丢了饭碗。我记得马库斯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边，耷拉着脑袋，双肩耸出，非常仔细地把他的履历装进信封。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两年后死于心脏病。伦尼坚信这两件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说：“你真的不需要我过去吗？”
“嗯，我没事的。”
“带手机了吗？”我把手机给他看了看。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向他道了谢，让他一个人走了。司机打开车门，我龇牙咧嘴地上了车。路程并不远，新泽西州卡塞尔顿，这是我的家乡。我们在这里历经了错层式房屋的60年代、大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