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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踏实在很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的新诗，却慢慢的变得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多，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事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却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渐渐地，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纵有兴味写作也无多大机会写作。余下几个有心无力的诗人，写点不易见好的诗歌，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学刊物的编辑人，都不大愿意登载诗歌。
新诗的命运，真似乎不得不告结束了。
有人从〃文学商品化〃着眼，从〃新〃着眼，以为诗的出路闭塞，或与诗本身〃不新〃有点关系，〃说革命，革命不彻底；说建设，建设方式不妥当〃。于是鼓起勇气再选新路走，这种工作由上海《现代》杂志上的几个作者启其端（施蛰存……），南京土星笔会几个作者随其后（常任侠，汪铭竹……）。此外北京，广州，都有这种诗人（林庚，金克木，曹葆华……）。他们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刹那感觉和印象来写小诗。努力制造意境，属词比事则注重不落窠臼。正因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一小片一小点，不乏小巧玲珑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运用，结果把语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单字也经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诗歌中最妨碍诵读的虚字加入。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风气相汇，因此新诗又好象很容易作，诗人和诗又日益加多，所谓诗，内中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几个比较好的作者，写作态度虽极诚实，在忠于个人感情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南粤王赵佗说的〃老夫聊以自娱〃的趋势。这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史注重事实〃如初期的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注重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有人想两面顾到，用历史调和事实，用去一半担负再想办法涉水过河，因此提倡〃本位文化〃。倘若这个人真懂得历史或文化，认清事实，叫出〃本位文化〃的口号，也并不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诗，近于诗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们使用〃之乎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们并不太懂历史上这些字眼儿的轻重。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认真从近十多年得失上作些具体分析。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真的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该乐观。
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是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中国新诗运动不会凭空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副刊上，从上期出一个《诗刊》起始，每月预备发两次稿，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孺、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先生，这刊物篇幅虽不大，对中国新诗运动或许有点意义，因为这刊物的读者，是本报分布国内外十万读者。编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读者永远成为少数作品的鉴赏者，却想这刊物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注意，从国内外各处地方把诗寄来，把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写来，让它慢慢成为中国读者最多，作品也最多，同时还为多数人最关心认可的刊物。内容不好，大家想办法要它好，什么问题值得讨论，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卓见有研究的人共同来讨论，能够这样，这刊物才会有意义，才算得有意义。
十一月三日
第09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并介绍《诗刊》
中国新文学运动，比中国革命运动慢一点，如今算算，也快到了二十年。它对于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大有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倘若有人肯费一分心，把一部分经过分别来检查一番，算算旧账，且能综合作一个结论，——老实公平的结论，不是无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即或从商业上着眼，目的只在发展营业，打破出版界的不景气，也较之抄佣太平广记》，同影印明人小品文集，方法高明多了。
一个书店打量作这件事，明白个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聘请和这个运动关系较深的作者，来分别编造几个集子，或以所属团体为主，或以所熟问题为主，只要编选者能尽职，且知如何尽职，这种选本对于中国读者自然可说是一种很大的贡献。这书一出，读者如从所选出的作品与编选人导言，就可以明白这十多年来中国文坛是个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东西，它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又如何影响它。它的得失在什么地方，它的将来趋势又如何，——读者如能够得到那么一个虽已缩小然而眉目朗然的印象，编者的工作，实应当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必须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
良友公司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可算得是这种工作。
到今日为止，这种选本已出了六本，它们是：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戏剧集（洪深编选）就已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洋七角钱的书，已无可疵议。它虽没有我们理想的选本那么完全，（比如郁选散文全部十分之六以上是周氏兄弟文章，分量上不大匀称。周选小说有抑彼扬此处。洪选戏剧或因对北方情形生疏，导言对李健吾、万家宝最先演出成功不提及，或因私人爱憎，对熊佛西批评，有意抹杀一点事实。）大体看来，这六本书实在比一般选本强多了。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惟应当选淦女士《隔绝之后》却不选）。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而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二十二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剧本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导言叙述中国新剧活动，它的发展及其得失成败，皆条分理析，称引他人意见和议论，也比较谨慎。虽对北方剧运与演出事疏忽甚多，就本书意义言，却可算得一册最合标准的选本。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还有点感想，对目前几本书已近于亡羊补牢，无多大意义，却值得将来预备编十七年到二十六年这十年间的选家注意。
第一，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
第二，编选者既然担任了这种工作，不论它有无物质报酬，责任必荆取舍之间应十分谨严，且最先就必需把相关材料找寻齐全，一一过目，再从中有所抉择，极客观的说明它的经过。
第三，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应对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所属团体或作者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
第四，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事实。编选人名头能号召读者是一事，他适不适合选这本书又是一事，他肯不肯认真选这本书又是一事。花个三百五百块钱以外，还得给编选者种种方便，把相关材料供给，完成时间且不能太匆促，就因为这种书不应当太草率从事（虽明知道无从十全十美，至少也得努力接近这个理想）。
第五，对原作者版权问题应解决。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