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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后，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年纪在五十上下，矮小，肥胖，又圆又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留着平头，红红的脸，说话带着命令式，声音笨重，浮夸，常常会口若悬河的来一套议论。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天真又狡猾，热情，自负，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他的利益，他的报纸的发达，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象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摹仿上帝的作风，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平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制成君王，废黜君王。他的神通是无限的。倘使他高兴，他也能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
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
不为自己作任何钻营，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避疫疠一般的奥里维，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贞节的妻子，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提到克利斯朵夫；而从某些时候以来，他很奇怪的发觉居然有人听信的话，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比着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儿什么东西来。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一个将升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这阵喧闹往往把它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
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很巧妙的透露些消息，刺激大众的情绪。他不让克利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免得闹笑话。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使克利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的见了一面。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你一朝拨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它减缓一些是办不到的了。
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不禁吓坏了。他没料到有这一下。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起了，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方始动手写文章。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为了和同行争取发见新人物的荣誉。所以它得赶紧，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而被捧的人也决不会抱怨别人误解；一朝有人捧了，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
《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的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得好事！”
他心不在焉的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的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真痛快。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挺可爱的青年；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人很快活，待我很好很殷勤，都是一般最好的好人。”
奥里维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便问：
“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
“看到了，就为这个啊。你，你仔细看过没有？”
“看的……就是说瞅了一眼。我没有时间。”
“那末你去念一遍罢。”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啊！混账东西！”
他笑弯了腰，接着又说：“喝！批评家都是这路货：一窍不通！”
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那太胡闹了，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这算什么意思！……除了这种笑话，人家还拿他“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敬堂艺术”的武器，——（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那还成话吗？……”狗东西！他们竟要教人把我当作白痴了！……”
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有什么理由骂倒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虽然爱的程度很少），——他们都是行家，为本行增光的。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那可受不了……
“我要写信给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他：“不，现在别写！你太兴奋了。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
克利斯朵夫固执得很。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只答应把信先给奥里维看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然后，克利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的拿信送往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说，“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
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的瞅着克利斯朵夫，问：“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可是真的？”
“当然真的，胆怯鬼。”
奥里维稍微宽心了些。克利斯朵夫可并不。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的说过好些话。当时他无拘无束的，对人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戒心：他觉得他们多诚恳，对他多好！这倒是真的。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克利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他的亲热的随便的态度，嘻嘻哈哈的俏皮话，老饕式的胃口，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宏量，使伽玛希觉得很对劲；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结实，粗野，血色挺好，最瞧不起身体娇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所以很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当场向克利斯朵夫提议，把他的《卡冈都亚》编成歌剧在歌剧院上演。——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艺术的顶点就是把《浮士德入地狱》或九阕交响曲搬上舞台。——克利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哈哈大笑，好容①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据伽玛希说，那些人都是由他支配的。）这个提议使克利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大卫》的事，就手把众议员罗孙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原来与罗孙不和的伽玛希，听了很高兴。克利斯朵夫喝②③④⑤多了酒，又看到听众那么热心，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别的轶事，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此刻经奥里维一问，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直打寒噤。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现在没有了酒意，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好象已经发生了：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被人登在攻讦阴私的报纸上，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也一变而为攻击他人的冷箭。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奥里维知道得一样清楚：去答复一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