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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洲庭园，特别在罗马，其多利用地形筑成高至数丈之花坛，规模不下于花园。
②大广场位于古罗马城的中心（在今城之南端），罗马帝国时代作为市集、审判、及举行国民大会之用。今为罗马城中最伟大的古迹之一。巴拉丁为罗马七岗之一，今存有著名的废墟。台伯河为横贯罗马的意大利第二大河。水桥为罗马帝国时代将城外之水运至城内时安放水管之建筑，高出地面数十丈，下有无数环洞，远望宛似连绵不断的巨型凯旋门。
克利斯朵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在死者的尘土下面，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人家以为它已经和玛志尼同归于尽，不料它复活了。还是同样的火。当然，①愿意看到它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想睡觉。那是一道明亮而剧烈的光。凡是心中有这光明的人，——大半是青年，最大的也不满三十五岁，头脑开通，气质、教育、意见、信仰、各各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崇拜这朵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要坦白，要敢作敢为！他们大声疾呼的要惊醒民族的迷梦。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志士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自从它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现代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怯的麻痹状态，懦弱的性格，大言不惭的习气，使他们象受到奇耻大辱一般的痛苦。华而不实的空谈和奴颜婢膝的作风，几百年来象浓雾似的罩着民族精神，现在被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稍假借的正气吹过来了。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洁的热诚仍是留给真理的。他们又兴奋又虔诚的爱着真理。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②被敌人侮辱，毁谤，威胁之下，气度伟大的回答：
…
①玛志尼（１８０５…１８７２）为近代意大利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
②指葛斯伯·普莱索里尼，当时与巴比尼共同领导一个叫做“民族之声”的社团。——原注（译者按：普莱索里尼生于１８８２年，为意大利作家，对近代意大利文学影响极大。）
“你们得尊重真理！我这是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说，没有一点儿怨恨。我忘了你们给我的伤害，也忘了我可能给你们的伤害。你们第一得真诚！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绝对谈不到良心，谈不到崇高的生命，谈不到牺牲，谈不到高尚。忠于真理是件艰苦的事，但愿你们努力。凡是拿虚伪做武器的，在没有损害别人之前，先要损害自己。哪怕眼前得到成功，也是徒然的。你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根基，土地都被谎言蛀空了。现在我不是以敌人的资格和你们说话。咱们都站在一个超乎争执以外的立场上，即使你们的情欲在你们嘴里用着国家的名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比国家更重要的，那便是人类的良心。世界上也有些你们不能侵犯的规律，要不然你们便不能称为意大利人。如今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们应当听听他的呼声。他只希望你们伟大，纯洁；他也极愿意和你们一切努力。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咱们始终是和世界上一切为真理努力的人共同努力的。我们的成绩（那是不能预料的）将要刻着我们共同的标记，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违背真理的话。人类的特点就在于他有种奇妙的禀赋，能够寻求真理，看见真理，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凡是抓握真理的人，都能分享到真理的健康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这些话，好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声，觉得这些人和他原来是弟兄。固然，民族与思想的斗争，早晚有一天会使他们厮杀一场；可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他们总是同一个大家族出身。这一点，他们象他一样知道，比他先知道。他没有认识他们，他们先认识他了。因为他们早已是奥里维的朋友。克利斯朵夫发见他朋友的作品—…（几册诗，几册批评的集子）——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读者，可是已经被那些意大利人翻译过去，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东西了。
以后他才发觉他们和奥里维之间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死抓着他们的民族思想。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先羼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拙劣的心理学者，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即使在醉心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意大利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自己，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绝对不感兴趣；它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归结到自己的欲望，归结到民族的骄傲。不幸这些健美的，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偏偏只凭热情行事，很快会感到厌倦；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可知道。——现在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吹起来了：国家主义派，新加特力教派，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希望做罗马帝国——世界之后——的公民的人，都受着这股潮流激荡。
最初克利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利斯朵夫立场相同。克利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葛拉齐亚喜欢跟它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遇事无所取舍的骑墙作风。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倒反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和乡下人的辛辣的口吻。他们要教人听见他们的话，要逗人家攻击；无论怎样都可以，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元气的亏也是乐意的。
当时他们不受欢迎，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克利斯朵夫白白的和葛拉齐亚提到他这批新朋友。她既然是一个喜欢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当然觉得他们可厌。她认为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这个批评是不错的。他们爱挖苦人，一味采取攻势，批评的苛酷差不多近于侮辱，哪怕对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太自信，对事情的推论太快，肯定得太快。自己没有发展成熟就要参与公共的行动，所以他们一下子醉心这个，一下子醉心那个，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热烈，真诚，肯整个儿的舍身，不稍吝惜，他们一方面过分的重视理智，一方面太早的参加狂热的劳作，把自己消耗完了。年轻的思想一出胎就暴露在太阳里是不卫生的。心灵会被灼伤的。只有时间与沉默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但他们就缺少时间与沉默。多数有才气的意大利人都遇到这种不幸。暴烈而不成熟的行动好比一种酒精：理智尝到了这味道立刻会上瘾，而理智的发展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
他们这种直言无讳的坦白，和一般专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枯索平凡，畏首畏尾，不敢说一个是或非的作风相比之下，不用说克利斯朵夫是赏识年轻人的朝气的。但过后他不得不承认，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恬静而体贴的智慧也有它的价值。反之，他的那些朋友们使生活永远处于战斗状态，结果也不免令人厌恶。克利斯朵夫自以为上葛拉齐亚那儿去是替他们辩护，但有时候倒是为了要把他们忘掉一下才去的。没有问题，他们跟他很相象，太相象了。今日的他们就是二十岁时候的他。而生命的河流是不能回溯的。克利斯朵夫很明白自己和这种激烈的思想已经告别了，此刻正向着和平的路走去，而葛拉齐亚的眼睛中间似乎就藏着和平的秘钥。那末为什么他对她感到愤愤不平呢？……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他想把她独占。他受不了葛拉齐亚来者不拒的嘉惠于人，对谁都招待得那么殷勤。
她看透了他的心思，有一天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