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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
“放不住。”
“是的。钱和东西一样，应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你如果非要把它们换
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外力作用下回归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当然人有些不同：他有
选择的可能。这也正是最宝贵的。千万不要把它弄没了。”
“你是害怕我进监狱不是？我明白告诉你；我的钱来的虽然不完全合理，但完
全合法。”
常锐用手支住下巴，盯住刘科。“合法合到什乌程度？”他虽然不是外贸中的
人，但是对其中的花招还是有所耳闻的：每年年初，经贸部、海关总署、中国银行
要开一个会来“定盘子”，也就是说：确定一美元值多少人民币。比方说：一美元
值七元人民币。那么你只要把七元人民币买来的东西卖一美元就行了。可是“老外”
不知道这东西的实际价格，也许两个美元他也买。这样你就赚了一美元。可做买卖
从理论上讲：有赚就有赔。赚谁赔谁，这其中大有讲究：你可以赚一个你不认识的
英国人一万美元，而故意赔给一个与你很熟悉的香港商人八千美元。因为每年要发
生几千起买卖，这种“赔法”在账面上是很难体现出来的。只要你总的是赚，就可
以交代过去。你说那个香港商人能不“感谢”你吗？“有些东西从账上看不出来，
但从别的方面就能看出来。”
“我要真是那样干，那谁也看不出来！我可以叫一个熟悉的外商以我的亲戚的
名义给我汇一笔款子，然后我再偷偷地以化名汇回去。这样不管谁来查我，我都以
这笔亲戚汇款来解释。”
“看样子我得离你远一些了。”常锐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为了让你放心，我告诉你实际情况：我的钱财是从股票来的。”
“股票？”常锐听说过S市开发银行在一九八五年发行过股票，不过没有多久就
销声匿迹了。
“开发银行的股票是百元一张的，当时一些内部人士告诉我：你买吧，有赚没
赔。我狠狠心就买了一千股。如今股票的面值最少也有二十万。分红就到手四万元。”
刘科双指捻动，作出目前时髦的手式。
“这首先你得有十万块的资金。”
“我的公司在开发银行开户。他们是由几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的，带有很大
的民办色彩。所以为了吸5！客户，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你懂得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懂。也不用懂。反正他们是不会让我赔的。”刘科很自信地说。
“如果有这等好事，你也给我买一些。”
“我听说他们最近还要发行，另外我还听说要开放股票市场。”
“你的消息确实？”常锐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父亲就是“炒股票”起家的。
“不确实。但是一有确实消息我一定告诉你。”
在听刘科叙述了一阵那只狗的家港之后，常锐告辞。“我转送给他喝。”临走
时常锐把刘科送的酒放在黑人雕像前。“顺便告诉你我的观感：你的全部家具就每
一件而言都是杰出的，可组合出来的效果却极臭。”
方市长在他办公室的里间，不停地拨电话。
在中国办一件事是很难的，如果你是市长，依然很难，不过是另一个层次上的
难。
“股份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私有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要慎之又慎。”
话筒里的声音苍老而清晰。
“我只想拿出几个中等企业作为试点，并不是大面积铺开。”方市长说。
“试点一般是由上面决定的。或者说你的所谓试点正好符合上面的意思。如果
相悖的情况出现，就会变得很不妙。”
“我这里资金相当紧张。”
“解决资金紧张，目前全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可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我这里都不成功。”方市长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看法
的人。
“但是有人经验过。有人批示过。”授话人加重语气，“有律依律，无律比附。”
方市长沉默了好长时间。
“在关键的时刻，你应该听我的，这历史已经证明过。”
“是的。”历史确实已经证明过：一九七七年，一个在中央很负责的人，在一
个偶然的机会看中了方市长。当时他只是一个副处长。要提拔他到一个部去当秘书
长。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之类都是很容易继续提拔的岗位。可当时的政治形势很不
明朗，他就去请教这位老者，老者告诉他：“你赶快称病。不管是脑血栓还是癌症。”
“这有多不吉利。”职务对人是很大的诱惑，不容易摆脱。“如果你去上任，那将
是更大的不吉利。”实践证实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在这个时代上去的干部，
绝大部分没有好下场。
“政治不是经济。或者说经济是低级的政治。这个道理你要搞清楚。”老者虽
然已经过了七十岁，可头脑相当清楚，“为什么有许多在战争年代非常杰出的干部，
在和平年代就下去了？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打仗时，你只
要能看出一两步就可以了。而搞政治，你看不到五步之外，那你就是一个蹩脚的政
治家。”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在和政治冲突的时候，要服从于政治。方市长联想到。
“我已经老了，以后在很多地方还要靠你。所以我才这样说。”
“谢谢。”方市长放下电话。但是“开放股票市场”的念头却放不下。
常锐在开始几天，几乎每天都要致电刘科，打听股票的消息。
可是总没有消息。
他变得烦躁起来：“我记得你说马上就要开放股票市场的。”
“我只是说：有可能开放股票市场。‘马上开放股票市场’这种话只有市长书
记才能说。”刘科感到很委屈，“不过我已经托人到开发银行去给你搞一些股票。
有很大的可能搞到一两百股。”
“一两百股有什么用？！我要的是股票市场。”常锐放下了电话。
他对股票是有相当研究的。这和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的父亲常老先生以一
个普通人的儿子，在上海的证券市场上买到了一个席位，而后用了十年时间，成为
上海或者说是远东有名的证券经纪人。这是他整个家族的骄傲。
如果一个家族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后辈是不会把他忘记的。人总是有一种“寻
根”倾向。在上中学时，他就反复阅读《上海的早晨》、《子夜》等文艺作品中有
关股票的描述。但是这仅仅是文艺作品；描述未见得客观不说，而且不真切。于是
他问父亲。常老先生却一句也不肯说：有些话是没有必要说的，尤其是没有必要对
孩子说。
“文化大革命”击碎了父亲的形象。而重塑之时，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人
了；他代表父亲取回了“交代材料”。出于好奇他读了这些字体公整、经过装订、
大约近百万字的交代材料。这其实就是一部近代中国证券交。
在父亲的督导下，他上大学时选择了物理。但是“股票”这东西像魔鬼一样地
忠心地追随着他：一有空闲，他就到北京大学那座几乎无所不包的图书馆中去阅读
有关“证券”的书籍材料。以至于一位经济学教授对他发生了兴趣，经过一番交谈
后，教授说：“你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全部局限在证券方面，不过以你的聪慧
和深厚的数学基础，转到我的系里，可能会有发展。”
他动了心。
常老先生再度出面干涉：“证券，尤其是股票，在中国是一种已经死去的东西。
你何苦去研究它呢？”
“整个考古学都是在研究已经死去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研究它，目的是为了让它复活。而股票是不会复活的。”
他没有能转系。这并不是因为常老先生的力量：三十岁的儿子是不会唯父命所
是从的。而是因为体制的力量：学校明文规定不允许理科与文科的学生“串系”。
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是很小的。他沿着别人规划出来的路线，一直走到今天。
“我听常锐说他在寻找什么股票市场？”郭天谷在常锐不在家时问郭夏。
“我没有听说。”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要抓大事。”郭天谷的声音中威爱并存，“你知道什么
是股票市场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郭夏说。在只有他们父女时，她是百无禁忌的。
“股票市场这种东西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有，就必定是黑市。在解放
后，我曾经组织并且领导了取缔天津股票市场的工作。”郭天谷的眉毛微微抖动。
“股票和债券一样，同属于证券一类。现在既然有了债券，为什么不能有股票
呢？您不要太古板了。”郭夏收拾提包，“眼下是改革的年代。”
“股票和股票市场不是一回事。在改革的年代，稍微发行一些股票，以增加工
人的主人感，不是说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股票市场一旦出现，就立刻变成另
外一件事了。量变引起质变。股票市场是专门为了投机者而设立的。这你不懂。”
“我不懂，您找懂的人说去。再见。”郭夏顽皮地朝父亲摆摆手。
“我有一个主意：过几天，”董一说出一个著名人物的名字，“要来S市考察经
济。这必定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其中一定有经、计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到时你找
一个机会把你的想法与他说一说。如果他同意了，别人就不会不同意。如果他不同
意，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原本也不过是一个设想而已。”
“用这种越级的办法办事，很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而这些人一定会在一个合适
的时机来报复你。用你们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透支。”
“他们或许同意你的意见，从而不来报复你；他们或许不同意你的意见，可因
为是中央领导同意过的，而不敢报复你；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