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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当时在座的有几十个人，个个填写脚色，都少不了有得罪受惩记录，“皆理私罪或公罪，独（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这里所云“出身”，系指“进入仕宦”的意思，换成白话说，即“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犯过一点错误”。试想州县厂僚，事务繁剧，过失在所难免，一进入考核记录，便成为“脚色”中的斑点，倒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反而清白无瑕。廖恩的这份“脚色”，不仅是对考核制度本身的一个绝妙讽刺，也形象地证明了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乃是中国官场的古来传统。所以这又伴随产生出另一个传统：官员们赴考时，都求“中中”，安保禄位便是满足，这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明清的考核前紧后松。明代时州县官三年一考，谓之“外察”：清代时州县官也是三年一考，谓之“大计”。明清官场上贿赂风气较之前代益盛，这种外察、大计到后来全流于形式，保以“卓异’或特参“贪酷”的，都是主持考核者的人情或相反。甚至也同大挑知县一样，竟有看相貌身材走过场的。清人赵吉士著《寄园寄所寄》中有一则故事；德化县令应履平任期满后，赴吏部参加考核，文优而其貌不扬，不得列为上等，老应气不过，写一首诗贴在吏部门前——
“为官不用好文章 ，只要胡须及胖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
考官制度连同封建社会官场本身，都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清代“同光中兴”期间，有个被排为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 ）等齐名的大官僚，叫郭嵩焘，常能发表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言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一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所云，特指京朝皇权的分割情况吧？确实，胥吏而能把持封建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确实是在清朝。但若把这个问题“下放”到州县衙门来考察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朝各代的州县衙门，几乎都是老爷和胥吏共天下。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苍王信徒萧王子孙
宋人叶梦得著《石林燕语》记，宋朝时官府中的书吏，每至秋天必醵钱酬神，“问其何神？曰‘苍王’。”苍王，就是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书吏另有“刀笔小吏”的通称，常任差事就是动笔杆子做记录、迭文案和算账目，按照中国古代“百工技艺，各祀一神”的规矩，仓颉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历来官衙的正门里向这一边，中间都挖有一个小木龛，里面供一个小神像，人们管他叫“不动尊佛”，其实佛典里没这位“不动尊佛”的座次，他是书吏们对苍王的又一种尊称。为什么要用“不动”呢？原来书吏们最担心被官老爷罢斥撵走，要想老赖在衙门里不动，全靠恭恭敬敬地侍候苍王，求他老人家保佑了。
和门板背后的苍王坐像配套，历来州县衙门里又有所谓“衙神”供奉，叫作“萧王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 里，曾介绍过新官上任，照例要拜“衙神”。其实拜“衙神”最勤快恭敬的不是官老爷，而是书吏们。从渊源上看，“衙神”是属于他们的：所谓“萧王”，就是西汉时的首任相国萧何，萧何是秦朝县衙门里的书吏出身，从此天下州县书吏都自认是他的徒子徒孙，有这么一位名垂史册的祖师爷，大家都觉得挺自豪。
这算闲话，一笔带过，现在该来说说这班苍王信徒萧王子孙们的本来定义了。首先，在古代官场中，吏是一个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理解的概念。广义的吏即所谓官吏，是官的概念，狭义的吏则专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他们和当官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无论品秩多么低微的官员，总是处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层次的负责地位上，因而总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而吏则不同，从制度上讲，没有任何决策权力。本章 所谓拜苍王供萧何的吏，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吏。
其次，吏的出身、选拔、任用、管理和前途等各项，即所谓吏制者，与官制完全不同。先讲出身吧，哪怕是品秩极低乃至未入流的杂职官，都有所谓“一命之荣”，照例是君主任命或吏部除授，列入封建政府正规编制并可依法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同时也受到诸如回避、考核等制度的约束；但吏则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政府雇用人员性质，特别是州县衙门内的吏员，一般均从地方上拣取“有德”、“有才”的人充任。“有德”的标准是循良无过，“有才”的标准是书写计算，选取的方式则是由“耆老”公议，因此一落入实践，大多是为地方上的绅富所把持了。《汉书·高帝纪》说刘邦曾“试吏”，应劭的解释就是“试用为吏”。他的泗上亭长这个职务，在秦末又叫亭吏。这位刘三的品行，无论如何够不｛：“有德”吧？照样成了吏的一分子，反过来那位像煞有介事读点书儿的韩信，则以“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人们由此可知封建政府的阶级色彩同样通过吏的选用得以强化，亦可把州县衙门的吏员从某种程度上认定为地方绅富豪强势力的代表。文学形象，《水浒传》里提供的郓城县小吏宋江就是现成的一个，他老子宋太公便是当地的庄园主，其“才干”是“自幼曾攻经吏”，而“德行”则是“爱习枪棒，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在“黑道”有“万儿”。
其实，果真“自幼曾攻经史”的人，一般都不肯去做吏。吏和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转个轨道极不容易。秦汉时，以吏补官的事例还有一些，秦始皇甚至做过“以吏为师”的决定，多少有助于吏的社会地位提高。既然“以吏为师”了，许多读书人也就顺其自然地从“试吏”为进身之阶，慢慢爬起，可是有了科举制后，由吏入官的希望便渺茫了，“攻经吏”就是为了应科举，只有失败者才考虑去做吏，更何况还有教书、游幕等其他出路可以选择。元朝时有一段时间停了科考，吏员的出路一下子广阔起来，许多官职都从这些人中间提拔。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官场史来看，算是例外，但即便如此，许多胸怀大志的儒生仍然不肯轻易迈出这一步。如宋濂著《王冕传》上说，著作郎李孝光欲推荐王冕去州衙为吏，王冕骂他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厂备奴使哉？”这话儿说得不错，别看小说中把宋江写得何等有体面，实际上相对于做官来讲，做吏是“备奴使”的，起码从体制上说是这么一回事。宋人吕居｛二曾写过一部《官箴》，开卷就提出当官的须“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瞧，连老百姓也可享受“父母官”之“家属”待遇，只有“群吏”不能，公然以“奴仆”视之。难怪心高气傲的王冕要把李孝光的好心肠当驴肝肺看待了。
既然是低人一等的“奴仆”，所以一旦进入吏道之后，除了有本事去考个功名来以外，甚至花钱捐官的资格还不及平民。明代宪宗时，山东发生饥荒，为筹措救济费用，国家大开捐银买官之门，不少州县吏员都趁机出钱，买个当官的出身．御史杨守随专折建言，以为“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要拍卖官爵也不能卖给做吏的人， 和卑贱的社会地位相适应，吏员的俸禄也是很低微的。西汉时吏有“斗食”之称，意思是年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其实这还是高级衙门里的待遇，州县吏禄连这个数目也达不到。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知多数小吏的额定岁入，还抵不上一户五口的农夫家庭。东汉时的情况，大约比西汉时更不如，王符、仲长统、崔*等著名政论家都呼吁过增加小吏俸禄。不过这同北宋时的吏制比较，又算不了啥了。据沈括《梦溪笔谈》披露，“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这简直和北魏百官无俸的用意一样，公然是要吏员以非法收入为生。因此王安石搞变法时，样样开源节流，却又舍得为吏员定禄并列入各级政府的正当财政支出，求得“以绝请托之弊”。这种把保证吏禄与促进廉政联系起来考虑的认识，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是以从南宋以后，州县吏员的收入较之从前毕竟要改善得多，但仍然只能从纵向相比上、从制定名份上讲，倘若做横向比较的话，也还是微乎其微。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内，保存了一份宛平县吏员的“工资单”，一般在县衙本部机关供职的吏员，每年的“工食银”才七两二钱，那些分派在巡检司、闸关等机构里的吏员，每月才支六斗仓米，档次再低一些的则连额定月粮也没有保障。宛干还算是京县，那其它普通州县呢？比比“三十俸银拿得”的佐式官来，吏的“工食银”估计只能占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吧。古诗《孔雀东南飞》里那位男主角焦仲卿，身份是“庐江府小吏”，给人印象是很老实本分的，所以他的老婆就得“天明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了，否则就怕连温饱生活亦不得维持。当然，绝大多数的吏员是不会像焦仲卿那样“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的，那里面花头精透着哪。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作——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二、“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