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乃偷奖鸫θチ恕�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一、“王政之本在乎农桑”（2）
不过此前所举事例，都是所谓“清官”“循吏”，实际上许多州县衙门只把劝课农桑成绩好坏的标准归结到田赋征收这一条上来观照，其余的具体动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的。温福所云“出郊赏农”倒是句真话，不少州县官员以“劝农”为借口，跑到郊县做春游；太爷游过二尹游，二尹游过二衙游，农民们疲于接待，劳民伤财，还极误农时。现在我们往往能在古人文集、文选中看见一些《祈雨文》、《驱蝗文》之类的文章 ，这也是州县衙门里老爷们“劝课农桑”的常务，平时不比王安石那样及早准备，灾害发生后又不比海瑞那样去组织救灾。所能干的，就是让阴阳生和学署里的教官及礼房吏员们合作，编一套舞雩仪式，向老天爷、龙王爷、城隍爷们祷告，求它们赐降甘霖，或者唤退洪水；有时僧会司、道会司的官员们也这种排场中大显身手，唤齐和尚道士，各自指挥大做道场和法事。虽说这些劳什子于抗灾救灾无补，但费用都由摊派筹募，倒不失为大家趁机分沾油水的好时机。明人郎瑛著《七修类稿》中，载有这样一则故事，道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县衙门不忙着组织抗旱，却大摆祈雨场面。雨水没求来一滴，反倒求来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18板，又怀疑他仅仅是“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封建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日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日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60石，全部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注）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趁着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浙《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谓德清县主簿马某，曾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二、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稚的康熙。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 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式之类，几乎魂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译，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组办的追悼会场进军，散发传单，痛诉吴县衙门“滥用非刑，预征课税”，结果金圣叹等18个为首分子被砍了脑袋，其余被株连而军流禁铜者不算；
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逮起了24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封建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是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义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形式或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封建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绵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办法等，说起来又得做一篇大文章 ，这里不加赘述。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州县官员在这种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是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前文中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式率同户、仓、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定收赋地点主动交纳，这一刻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