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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2）
然而，随着中苏两党论战越来越激烈，国内加大力度进行“反修”斗争，左倾激进思想愈演愈烈，深刻地影响了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四清运动也概莫能外。“后十条”发出之后，渐渐又有点“落后于形势”了。
就这一阶段情况来看，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毛泽东至少有一次重要谈话涉及到了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就是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与日本客人田里见会面时谈到了国内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国际上强调“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革命、革命政党支持要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有一次谈话，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补充。1965年
8月11日，毛泽东说，1962年在国际上主张“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陈云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4年才会恢复（经济），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毛泽东说，1962年刮的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
从上述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最小规模的私营经济——农民的一点点自留地都不能容，可见他对私营经济是完全排斥的。
6月8日，毛泽东对国内形势做出了一个极为耸人听闻的基本估计：在农村和城市，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自此之后，“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就成了四清运动中一个流行的口头禅。
这样一讲，“后十条”的团结95％站不住了。随即由刘少奇牵头，修改“后十条”。
1964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后十条”修正草案。10月24日，在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同时，又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夺权风盛行一时。
这就是评剧《夺印》唱红大江南北的政治背景。
在这些文件和经验推动下，全国各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把基层干部完全撇到一边。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夺权”，冤案丛生。
这一套也蔓延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1965年1月21日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他对北京运动状况的忧虑。他说：前段时间北京的学校发生了乱斗的现象，很紧张，特别是有些中学，乱斗一气，罢考罢课，打人，结果有的学校三四天就自杀好几个。工厂也发生这种情况，有一个工厂一天就自杀两个。
彭真力图避免局势失控，但不幸的是，形势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彭真自己也万万料不到，一年多之后他即遭整肃失去自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争吵，公开摊牌，此事也导致四清运动进一步向“左”倾斜。
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
“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
“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他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看法遭到毛泽东更猛烈的反击。毛泽东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二是关于运动搞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主张的派出庞大工作队是搞人海战术，是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毛泽东要求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著名的“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断言：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二十三条”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也是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
“二十三条”还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与比较注重经济问题的“前十条”相比，“四清”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经济上的“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变成了“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的预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显然，“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3）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罪状。“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指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至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形‘左’”指的是派出大批工作队；“实右”，指刘少奇否认“四清”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否认“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起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搞掉，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对“四清”失去了兴趣，他已经找到了更好的阶级斗争形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2月15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
当中，“四清”运动遂不了了之。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54页。
在庐山会议上为农民个体所有辩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2年支持包产到户。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北京市民把家里的铁制用具送去炼钢铁。
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上卷
跌倒与消失
（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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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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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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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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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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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公私合营转为国营”（1）
“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公私合营转为国营”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私营企业可言，为什么还要写这一章呢？
我们站得高一点远一点，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传播的思想，与中国私营经济跌宕的命运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斗“私”字，反复批判“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复辟”，要求人们“灵魂深处拼刺刀”，结果在国人心目中大大加重了“私”的原罪观念。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步履蹒跚，一些人的观念久久转不过来，不能说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与此有关的事件、思想，仍有提及的必要。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挟着电闪雷鸣在全国7亿人民头上猝然爆响。
用作家萧乾的话说就是：“天塌了！”
杀气腾腾的讲话、文章和文件一个接一个。
1966年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语出惊人，作了一个“反政变”的讲话。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几千年历史上大的政变经过，然后揭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