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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那场争论，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看那场争论，对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论争中获得的那些共识，实在是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和策略，在文学创作方法上、文学语言上，也从台湾文学实际出发，提出了可供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直到今天，这些共识仍然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3）
游胜冠写了一本《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书，其中，第三章第三部分《建设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台湾文学论战》竟然对这场论争下了这样的结论：“濑南人与杨逵的论点将台湾文学的本质与未来发展作了清晰的描述，是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从这场台湾文学论战，所看到的其实是二二八事件后，乃至战后迄今，台湾人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进程”。“战后，台湾人接纳祖国，甚至将祖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事实上日据时代台湾立场仍被保留下来，所以台湾作家一面强调台湾对祖国的属性，一面其实也对自己不同于中国的自我特性有高度的自觉。在两岸文学的统合过程中，台湾作家或基于民族感情，或慑于压迫性政权的到来，先是将中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环，立论台湾文学的去路。然而，也因为台湾作家对台湾文学的自我特性保持着高度自觉与自尊，与大陆作家对台湾文学的历史持着无知的蔑视，以政治关系独断地指挥台湾文学的未来走向，台湾作家的台湾文学视野便和大陆作家带来的中国文学视野起了冲突，台湾作家遂调整中国文学本来被安置在台湾文学上的地位，突出一直保留着、自我压抑的台湾文学视野，将台湾文学放在与中国文学对等的地位”。
这是在歪曲历史。显然，游胜冠是以歪曲杨逵、濑南人意见的办法，来达到他“诠释“文学台独”理念的目的的。
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看到杨逵先后在《桥》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1948年3月29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6月25日的《“台湾文学”问答》，又在《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上发表了一篇《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还有两次发言记录稿《作者应到人民中间去观察本省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过去台湾文学运动的回顾——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学未曾脱离我们民族的观点，在思想上是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与科学民主”为其主流》。濑南人的文章是1948年6月23日《桥》副刊上的《评钱歌川，陈大禹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意见》。
杨逵、濑南人就四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第一、“重整旗鼓”，建设台湾的新文学。
杨逵首先指出当时台湾文学界的现状：“我们目前濒于饥饿，特别是精神上的饥饿，这就因为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于死样的静寂，如果这样的状态再继续下去，我们除掉死灭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形成台湾文艺界这种“不哭不叫”的“静寂”的原因，他以为是：其一、“政治条件与政治的变动，致使作者感着不安威胁与恐惧。写作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回顾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许多先辈为走向地狱与监狱大声呐喊，也有许多先辈因此而真的下狱”，即使是这样，台湾文学也“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所以，他说：“我们不可否认的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在遇到困难时只看到客观的条件，很少过虑到主观的条件，这一点，今天我们要反省了。我们不要逃避责任，坦白说眼前主观的弱点，是不是我们太消极了？是不是我们太缺乏信心？本来，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开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当然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只要大家把握信心开步走，在共策共勉之下，路还是走得通的。”这是其二。其三、“很多的外省作者在台湾的生活还没有生根，台湾的作者又消沉可怜。以致坐在书房里榨脑汁的文章占大部分。为打开这僵局，我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本省作者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其四、是在语言上。“十多年来不允使用被禁绝的中文，今日与我们生疏起来了，以中文就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意思了”。杨逵又欣喜地说：“这回《桥》主编歌雷先生给我们聚聚谈谈的机会，造成文艺工作者合作的机会，再而为本省作家设法翻译与删改的便宜，这些办法都很可能扫除台湾文艺界消沉之风，希望全省振奋合作，痛痛快快写出我们的心思与人民的苦闷。”于是，杨逵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中，反复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可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1946年元月号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由此看来，杨逵是用中国视野去观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杨逵认同的台湾意识与认同中国意识，是互相重叠的，融为一体的。在杨逵这里，分不清哪些是认同台湾的意识，哪些是认同中国的意识，作为中国台湾省人，两者融为一体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游胜冠一开头，就用“台独”的主观理念，把参加这场论争的人，硬分为“中国意识由中国政权与大陆人士直接带入与支持”的和“怀抱本土意识的台湾文学工作者”，而且说“因认同意识不同”，发生了“论辩”。可见游胜冠歪曲杨逵原意，是人为地在台湾新文学历史上制造分裂。
第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杨逵的看法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却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实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减的业绩。那些团体、那些刊物，那些担当这重任的角色，真够我们留恋，……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文学的发端约在二十多年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民族自决的风潮遍满世界的时候，台湾新文学运动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与激动当然是很大的，而五四运动的影响也不算小。因此在其表现上所追求的是浅白的大众的形式，而在思想上所标榜的即是“反帝与反封建”“民主与科学”。当时为这运动发出先声的是东京留学生组织的《台湾青年》。这《台湾青年》发展到《台湾民报》再发展到《台湾新民报》日刊是台湾人经营的惟一日刊纸。两个台湾新文学开拓者林幼春先生是《台湾民报》第一代社长，赖和先生当选《台湾民报》副刊主编。此后很多的文艺刊物就前仆后继的出现了。《人人》、《南音》、《晓钟》、《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可以说是第一期，就是七七以前刊出的，这时期的特征是以中文、或是中日文合编的。但自《台湾新文学》1936年12月中文小说特辑号被查禁而停刊以后，中文在台湾文艺界就不再容许存在了。
第二个时期是在抗战中以《台湾艺术》、《台湾文艺》等极力拉拢台湾作家，也经常发现台湾作家的作品，当然中文作品是完完全全的被排除了。所以这时期的特征可说是完全的日文，但在思想上，台湾作家却未曾完全忘却了“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大主题。虽有些例外，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却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4）
文学在台湾曾有相当成就与遗产，虽在日本的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回顾、评价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时候，杨逵“留恋”的，看重的传统自两点：
一是，“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精神，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即使在台湾全面禁止使用中文的特殊时期，台湾作家不得不用日文创作的时候，也未曾忘却这个“大主题”。杨逵说“虽有些例外”，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二是，中华民族意识。杨逵反复强调台湾新文学“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显然，这民族，正是杨逵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可见，游胜冠口口声声说的“本土”、“自主”等等，均与杨逵无关。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属性。
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属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由此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里，杨逵深入地谈了两个问题。
（1）“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称谓的理由。
1948年6月14日，台湾各报都刊载了中央社的报道，表达了钱歌川的一种看法。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的称谓“略有语病”。“文学之以地域分如南欧文学北欧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