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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台独”在构建台湾文学史问题上的这种恶性发展，终于引发了20世纪最后一两年的新一轮的统独大论战。
下面谈“二陈统、独论战”。
这一轮的大论战，是由陈芳明的挑衅引爆的。
原来，随着台湾的领导人在对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不断玩弄各种手法，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台湾文坛有关台湾文学的性质、源流、归宿、地位问题之争，随着时局和政坛的变化，也波谲多诡，变幻不止。争论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乡土文化’、“本土化”蜕变为脱离统一的中国文学而“独立”的“台湾文学”，为“台独”张目。就在这股逆流里，沉渣泛起，陈芳明着手炮制一部《台湾新文学史》，放言“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并在1999年8月的《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了它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全文1。5万字。不久，陈映真在《联合文学》2000年7月的第189期上发表了3。4万字的长文《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对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作了严正的批判。8月，陈芳明又在《联合文学》的第190期发表一篇1。1万字的狡辩与反扑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再一次宣扬了分离的主张。对此，陈映真在9月的《联合文学》第191期上回敬他一篇2。8万字的长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继续对陈芳明的分离主张给予了科学的剖析和严厉的声讨。10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92期上再抛出一篇1。8万字的《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再作反扑。12月，陈映真在《联合文学》第194期上再发表3。5万字的长文《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再予陈芳明以痛击。人们把这叫做“二陈统、独论战”。
“二陈统、独论战”，首先围绕着台湾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一个重要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后殖民史观”，其要点是：1、“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它“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2、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是“殖民社会”。其时，“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断裂”。3、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台湾当局“戒严体制的终结”，是“再殖民时期”。其间，1950年之后，发生了“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4、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之后，是“后殖民时期”。其中，1986年民进党建党是一个标志，它高举的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旗帜。
陈映真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和《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两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对陈芳明的“离奇的社会性质论”的无知、混乱与黑白颠倒作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陈映真指出，陈芳明的逻辑，就是一种“台独派逻辑”，其用意十分明白，即：“1945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7）
在这里，陈芳明把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收复日本占领的国土台湾看作是一个“外国”的国家政府的再一次殖民地占领，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脚踏中国的土地，姓着中国人的姓，叫着中国人的名字，说着中国人的汉语，用中国汉字写文章，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中国学生学中国文学，按中国人的方式和习俗生活，为什么这个陈芳明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外国人，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成是外国政府呢？陈映真指出：
基于他自己关着门炮制的“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史观”，陈芳明“建构”了一个把台湾社会史——从而是台湾新文学史——分割成“殖民时期”（1985年〔新文学则始于1921〕～1945）；“再殖民时期”（1945～1987）和“后殖民时期”（1987年迄今）这么一个三阶段论。前提既错，在这错误前提上“建构”起来的全“史观”的谬之千里，是自然的了。
陈映真还指出：
陈芳明把他的“史识”与“史观”，不无得意地标榜为“后殖民”史观。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后殖民论、一言以蔽之，是对于旧殖民地历史，以及旧殖民历史在“殖民后”社会中的文化遗毒，以及战后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社会和文化的为害，加以反省、纠弹、批判的思想。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谓带来高度资本主义；通篇无一字涉及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以冷战辞语说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把美国学园对台湾思想文化的支配说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这样的洋奴“史观”说成“后殖民史观”，其实是对真正的后殖民主义的侮慢了，并且尖锐地表现出的台独论的后殖民意义。
陈芳明在开宗明义中说：“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不免带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从而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学，都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旨哉斯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确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而我们关于台湾各阶段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性质，也与陈芳明在“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然而，理论问题毕竟主要地要通过知识的对错、逻辑的真伪、以及具体实践的合格检验。“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毕竟不能取代科学知识，否则就是一场知识上的灾难了。
试问：陈芳明赖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的地基——台湾社会性质论，既是一片松软的沙渚，则他所要“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大厦，又如何能免于根本倾覆、土崩瓦解的灾难呢？
论战中，陈映真对陈芳明在“多语言文学”问题上的种种谬说，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30年代有关“台湾话文”的争论的歪曲，等等，也作了有力的批驳。
尤其是，陈芳明歪曲历史说，战后，既然是外来的中国对台湾实行再殖民统治了，语言也分离了，社会也分离了，当然，1950年之后，“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无论是自愿或被迫”，也就“成为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了。针对这一谬说，陈映真在自己的两篇文章里以大量历史事实对陈芳明的这种无知和谎言作了揭露。
第一，战后，1945—1949年间，在民间层次上，台湾的省内和省外文化界知识分子的确“进行过热情洋溢的脱殖民论说”。比如，有一位后来“仆倒在‘2。28’事变血泊中的杰出的台湾人思想家”宋斐如，在《人民导报》1946年元旦的《发刊辞》和元月6日的《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一文中，提出要改变日据台湾时的“文化畸形发展”局面，“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随祖国的进步而进步”。对于她，还有苏新、赖明弘、王白渊等思想界战士来说，要克服日据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就是“复归中国”，“做主体的中国人”。
第二，1947年—1949年，台湾《新生报》的《桥》副刊发生过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重要的脱殖民论说”。争论中，欧阳明、杨逵、林曙光、田兵，包括后来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叶石涛，都强调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相关相联，强调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台湾文学工作者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一个战斗队伍”，其使命和目标一致。“台湾既（因光复）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绝不可以任何藉口分离”。这一主张，受到了参与争论的人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比如，杨逵就是寄希望于光复之初，“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正是在这样的共识前提下，他们才就人民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第三，即使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叶石涛等人，也还没有改变这种看法。陈映真举例说，叶石涛那时就迭次宣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王拓说，“作为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台湾）文学，也自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作家则是“台湾的中国作家”；李魁贤也说，“当然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还特别揭露说：“即使陈芳明自己，也要等到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才与中国‘决别’。”
第四，“杨逵在《桥》副刊上的文艺争认论上，以及在49年发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