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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医生担心他患的是曲菌病，这是一种霉菌感染，去年冬天他的免疫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时，肺上就可能生长霉菌。而移植过程会使他失去全部免疫力，威胁生命的霉菌就会疯狂生长。
针吸活检和支气管镜都没有解开阴影之谜，医生们决定按计划进行，原定的4月27日骨髓移植不能改。阴影可能是肺结核，连环使用抗菌素治疗，同时使用了抗霉菌药物。骨髓移植的风险更大了，但阿纳多利毫不犹豫，知道不作骨髓移植就活不下去。
紧急时刻
阿纳多利住院期间，医生需要在他的颈部插一根希克曼导管，以便静脉给药。马古利斯医生解释说需要麻醉，他很担心，于是她尽量回答他的疑问。马古利斯到来后，已经赢得该院医生、护士的信任和友谊，唯一使她感到难以相处的就是阿纳多利。
他们俩有很大的差异。女医生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天性不喜欢军队的人。由于许多苏联医生都不肯承认他的病因，阿纳多利对她也产生了误解。
插希克曼导管那天，阿纳多利在手术室里取下了脖子上的护身符，把它交给马古利斯医生。为安全起见，她把护身符放在洗手衣的口袋里，手术结束后洗手衣随手扔掉了。第二天早上，阿纳多利问起他的护身符，马古利斯大惊。
医院洗衣部马上在装洗手衣的许多筐子里寻找，结果也没发现护身符。阿纳多利心情很不好，说：“恐怕我不会活着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久，阿纳多利收到表妹邮来的一根银项链。他把这条项链看作新的护身符，他需要好运保佑他完成骨髓移植。他将先接受两天时间的化疗，休息间隔一天，然后进行7天的全身放射治疗。这一疗程结束后，应在24小时内输入供者的骨髓，之后很可能出现并发症。
供者的骨髓同样时间有限，离体24小时后即开始变质。计划派哈钦森中心的女医生帕特里西娅·斯图亚特去法国贝藏松市，亲手把供者的骨髓送到阿纳多利床旁，全程13700公里。但她很快发觉利用民用交通工具24小时内从贝藏松赶到西雅图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乘飞机从贝藏松到日内瓦那一段。紧急关头卡普出面，安排日内瓦民防部让女医生坐直升机。
1990年4月27日上午，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年后，那个法国女供者被轮椅推进手术间。医生们用一根粗针在她的骨盆多处穿刺，吸出一部分骨髓。
上午9点钟，瑞士直升机准时在着陆点降落。10点30分，储存在葡萄糖溶液中的骨髓被放进一只塑料袋，又装进一个聚苯乙烯容器，准备好去西雅图的长途旅行。
上午10点45分，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很快飞向110公里外的日内瓦。斯图亚特医生赶上12点30分的班机飞到伦敦，然后换机飞往西雅图，太平洋海岸时间午后5点飞机降落了。
斯图亚特奔向一辆等待她的轿车，马上赶往哈钦森中心。不出1小时，供者骨髓已通过静脉输液器滴入阿纳多利的血管。阿纳多利心中充满了新生的希望。如果一切顺利，供者的骨髓细胞将迁移到他的骨髓腔里，定居下来，为他产生健康的新骨髓。
是夜，卡普打电话对阿纳多利说：“我看这件事现在真的办成了。”
古尔根也通过电话对朋友说：“要记住，你有责任活下去。”
风云突变
除了有些副反应如恶心、发热、乏力之外，阿纳多利5月初精神一直很好，病情相当稳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痛苦有惊人的忍受力，医生们给病人的止痛药从来没有用得这么少。
他总是愉快地告诉医生和护士：“一切正常。”
移植10天后，医生们发现了一些最早的征象，说明阿纳多利体内的供者骨髓已开始产生新的血细胞。随着这种细胞增多，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将逐渐增强。但也意味着他更容易患“移植物对抗寄生病”（简称GVH病），这是与排异反应相反的一种病。出现排异反应时，人体免疫细胞杀伤移植的器官；而出现GVH病时，是新来的免疫细胞杀伤人体原有的器官。
5月初，汉森医生认为阿纳多利的病情明显好转，加利娜和阿纳多利通过写信和打电话随时向国内报告病情。
阿纳多利在电话上告诉儿子鲍里斯，他希望卷毛狗阿尔玛生崽。加利娜忙说：“别，别让它生崽。”
5月中旬，对阿纳多利进行每周一次的爱克斯光检查，虽然左肺内两团大的阴影已经消失，右肺上的小阴影却长大了，在他的肺动脉附近蔓延。
第二周作爱克斯光检查时，阴影长大了，更靠近动脉。医生们都紧张起来了，怀疑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曲菌病。要是的话，霉菌会蚀穿动脉壁，使其破裂，阿纳多利几分种内就会出血而亡。
哈钦森中心的医生通过美国医药管理局购买一种抗霉菌的的新药，再作爱克斯光和CT扫描检查，发现霉菌的长势并未减弱。
医生想开刀切除霉菌病灶，但阿纳多利的血小板太少，恐怕无法止血，不敢动手术。给他输了血小板，但刚输进去就被他的身体吸收了。只有希望新的骨髓尽快产生免疫细胞控制住感染，但这又会造成GVH病。对于阿纳多利这种情况人人都会感到进退两难，只有观察和等待，别无办法。
阿纳多利给他的朋友卡普打电话，说：“我的情况不好，很想看到你。”
卡普毫不迟疑地说：“我马上来。”
见面时卡普吃了一惊，阿纳多利面部浮肿，头发几乎掉光了。卡普鼓励他继续斗争，摇晃着拳头说：“要坚强些，要努力奋斗下去。”
阿纳多利回答：“我会尽一切努力的。”
每天晚上加利娜大都在阿纳多利床旁的一把椅子上睡觉，马古利斯医生也花了很多精力来照料他。一天深夜，马古利斯坐在阿纳多利那儿，想使他的痛苦减轻些，他们攀谈起来。他向她问起苏联医生的生活，也谈起自己当试验飞行员的亲身经历。谈着谈着，他们之间的隔阂有如冰雪消融了。阿纳多利握住马古利斯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非常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在我心中不仅是个医生，而且是个善良的人。”她点点头，紧握他的手。
阿纳多利右肺内的病灶无情地侵向他的肺动脉，犹如一条绞索在他脖子上越勒越紧。现在多半是曲菌病了，医生们更感束手无策。
1990年6月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公赴美，并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尤里·奥西皮安去看望阿纳多利。阿纳多利感到恶心和浑身乏力，但执意要在会见时站起来。他要求用药止住恶心，对护士说：“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就会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其他受害者。”
奥西皮安到来时，阿纳多利使出全身的力量在床边立正，让一架架摄影机为他拍照。奥西皮安赞扬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转交了戈尔巴乔夫为表彰他而授予的一块手表和一张证书。阿纳多利站了20分种，奥西皮安一走，他乏力得一下倒在床上。
让他去吧
阿纳多利肺内的病变有好几天没有增大，显然是移植的骨髓起了作用，免疫系统增强了。
但不久，阿纳多利第一次出现皮疹，医生诊断为GVH病。必须用抑制免疫的药物治疗，这又会降低他的免疫力。造成肺内的病变无休止地生长。唯一的办法是动手术。医生们都知道这手术危险性很大。
阿纳多利说：“该动手术就动吧，我能忍受。”
6月12日，外科医生剖开阿纳多利的胸腔，发现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一个包块，已经长入肺动脉一两毫米了。手术医生准确地去掉包块。
汉森医生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致密的团块，里面是一些黑色、分支的成分，证实了他们已经知道的情况：阿纳多利患了曲菌病。汉森医生采用一种新药治疗，叫巨噬细胞群落刺激因子。巨噬细胞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汉森医生希望利用它们尽快控制感染。
阿纳多利的麻醉解除后才几分钟，他就伸出手去紧紧抓住汉森医生的胳膊，就象老虎钳子一样捏得很紧。汉森医生觉得谁也没有把它抓得这么紧过，又特别是大型手术结束后才1小时的病人。人们都感动了。
第二天，阿纳多利已能靠自己进行呼吸，医生关掉了人工呼吸机。他在床上坐着，情绪很好。
次日阿纳多利感到呼吸困难，查血发现肺向血液提供的氧气不足，爱克斯光片诊断为右肺一叶不张。当晚医生又给它安上人工呼吸机，把氧流量开到100％的最大值。
人的精神一下垮了，但情绪仍然非常镇定。加利娜每天早晨为他换床单、洗澡，她的两只手臂上到处是瘀血，那是她把自己的血小板输给阿纳多利时让针扎的。
卡普乘飞机赶到西雅图，和阿纳多利呆在一起。他戴上口罩站在阿纳多利床旁，反复为他的两腿作按摩理疗，鼓励他说：“阿纳多利，记住你是个试飞员，在最后关头总会化险为夷的。”
卡普不知道阿纳多利是否听见了他的话，他弯腰下去看时，只见阿纳多利用眨眼来回答，在一只眼角里滚出了一滴泪珠。
暂时看来阿纳多利还挺得住，肺有些复张，生命体征平稳，同疾病的斗志旺盛。
但到6月底，阿纳多利开始肺出血。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心里明白厄运降临。加利娜眼看着她心爱的壮汉将离她而去，悲痛欲绝。
她守在床边寸步不离，长期熬夜，疲惫不堪。她握着他的手，跟他讲今后回苏联去的情景，讲他们的儿子，还有当他好起来的时候，要去亚利桑那州看望卡普。
她一次又一次对他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一块儿去做。”
她问马古利斯医生：“他听得见我的话吗？”
马古利斯回答说：“肯定能听见。你多给他说说话儿很有好处。”
快到7月时，阿纳多利出现全身衰竭，双肾失去功能，必须进行血液透析。GVH病使肝脏也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