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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弄回来——我是这样理解的。
女人成了单位上许多人谈论的焦点。有一天，女人吃药死掉了。我想了很久很久，在妈妈做的稀粥里拌入了一袋老鼠药。
我真失败。当我掌心捏出汗时，一只该死的猫跑过来，打翻桌上的碗，舔了几口粥，伸直腿，身子比铁都硬了。父亲瞟了母亲一眼，变了脸色；母亲瞄了父亲一眼，眉毛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没打架。这让习惯在他们摔锅砸盆声中睡去的我失眠了。我非常沮丧，听见父亲在屋子里长吁短叹，母亲坐在门外的矮凳上痴痴呆呆。月光照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迸出一道道惨白的光线。父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棍子，母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匕首。棍子打在母亲身上，匕首插入父亲的胸膛。几天后，父亲死了。又过了半年，母亲改嫁了。
我五年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年，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有多饿呢？反正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能毫不犹豫地把它拈入嘴。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到处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狂，抓起地上的瓦片，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被撑死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老有小孩子失踪，说是被大人吃了。据说有户村庄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逮到县里。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附近有许多“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要被拍走。我不大信人吃人这种事。老虎都不会咬死去的同伴，人哪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并未亲眼见到过死人。所以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连青蛙、鱼都少见，更别说野果。真饿啊。所有的人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就感觉自己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了霉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父亲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那时的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继父就像一头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大的黑色毛发。我试图捂住耳朵。这种声音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我愤怒了，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既往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好像是在发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青蛙复活了？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用它来补充卡路里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继父的形象因此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高大无大。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
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来，肚子也不饿了。不过，令我气愤的是，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但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有得必有失，摸着红肿的屁股，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里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
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偷偷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
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着这只不下蛋还要与自己抢口粮吃的母鸡非常生气，可奈何不了它。有一次，我差点逮到它，结果被它在手背上一啄，跳出门。母亲可能与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心灵上的感应，在厨房放下扫把，三步并作两步堵在门口，就像我在很多年后看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母亲把鸡护送回卧室，并赏给我一记耳光。我很沮丧，不过，继父替我报了仇。这只自作孽不可活的母鸡竟然在夜晚跳上母亲的床，或许以为继父那身汗毛是草地，低头想啄出虫子。正在鏊战中的继父吃了这一啄，大怒，抓住鸡脖子，一拧，就要了它的命。
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吗？就是六零年的那口鸡汤。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喝的汤了。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碗底，舔得舌头吧嗒嗒响，心中对继父的敬仰又更深厚了一层。
饥饿让人们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二碗饭。充分吸收了水份米粒的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时不时会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了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他妈的爽啊。这些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才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
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数，食堂里虽然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老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一个薄膜袋子。我找到了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时，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
蛋清稀哩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
后来的事就不好笑了。食堂主任匆匆赶来，脸色铁青。这位做菜的师傅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开始用巴掌打，后来用锅铲打，打得头破血流。我并不晓得其中厉害。这算是偷窃国家财产。轻者开除，重则可以送去坐牢。第二天，做菜师傅从食堂消失了。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他那样高的个子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他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脖子上挂着“盗窃国家财产”的木牌子，头高高仰着，半边脸肿得比南瓜还要大，头发落满霜雪。他是被人从老家村子里揪出来游街示众的。
人这种两足无羽的生物，或许骨子里都坏透了。我别说忏悔自己的罪，还得意洋洋地把自己做的孽到处宣扬。我成了一群孩子的头，很威风，自封司令。日日夜夜率领着这帮顽童四下做恶。
六二年的肚皮不那么饿了。北京搞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毛主席的威信还没有文革时那样高。我带领的一帮孩子与北门另一群孩子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我一口咬定毛主席是不会犯错的，他老人家是天上的神，是到中国带领穷苦人民过好日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尔嗨哟……”我们歌声嘹亮。另一帮孩子的头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的女儿，叫张萍。张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张萍还捏着蹩脚的湖南腔，背起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