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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六八年也是红卫兵被放逐的一年。他们成了替罪的羊。也不完全是替罪羊。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猎狗烹。文革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的陷阱。现在需要是秩序。何况，渴望拥有更多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已经把矛头对准对共和国的根本：军队。这无疑是高层所不能容忍的。更多底层的只有满腹热血一腔虔诚的红卫兵更不知道，从此，他们就要被所谓的历史钉在耻辱柱上，遭受唾骂与侮辱。他们的罪，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忠诚。红卫兵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马上要拥有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
像变魔法一样，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十四岁。因为不断地书写大字报，字倒认得几个，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横着背，倒着背，竖着背，随便从中抽出一段来背。不过，年纪尚小，不是毕业生，没人往我胸口戴红花。好几次，我都想跳上那几辆被人们敲锣打鼓欢送的解放牌卡车。我要去广阔天地里，那里将大有作为。我深深厌倦了这个家。继父那张满脸横肉的脸让我想吐。他已经是工宣队里的成员，派驻县供销社，整天威风凛凛，呼三喝四。我看见他躲在仓库里摸一个女人的奶子。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卖糖果的女售货员。她的丈夫是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我没告诉母亲，主要是害怕母亲与继父打架。母亲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杠还粗的继父的对手。我也害怕母亲去撕烂女售货员的嘴。我还非常讨厌已经三岁的整日抱着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哥哥的李国泰。当继父与母亲背转身时，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为痛觉神经发育比较迟疑，当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无事人去了厨房几分钟后，他才会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我说，这不是毛主席的话，是林副主席的话。
母亲不能辩赢十四岁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也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她还是在李国泰的配合下，粉碎了我几次妄图逃蹿的阴谋。我家离一中不远。肉嘟嘟的李国泰整天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盯着我。有一次，我用小刀割破手指头写下了一封表决心的血书，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李国泰跑回家，说，老师表扬了哥哥。母亲一愣，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受老师表扬。母亲跑去学校问清端倪，大怒，等继父回来一说，继父去了学校，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老师再看我时，眼神就有点恐惧。
六九年到了，毛主席一声令下，全民皆兵，备战备荒。这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我们在高呼“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一般要再补充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不过越喊越无聊。牛鬼蛇神是泥巴里长出的草，割了一荏又长出一荏。我有点烦了，觉得很憋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关我屁事。惟一令我有点兴趣的是三月份打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大军压境的直接后果是，空气中有了火药味，大批的民兵武装喊着号子排着方队在街头跑来跑去。我跑去看他们打靶。说来也可笑，那些人练习的时候扔的是木手榴弹，当一个民兵脚底打滑不小心木手榴弹扔在脚边时，那位黑脸膛的民兵营长马上扑过去，胸脯压在上面，高喊一声卧倒，然后嘴里长吟，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事还上了县里的广播，说这位民兵营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精神，及时粉碎了“帝、修、反”分子的疯狂反扑。
这很荒谬。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荒谬这个词。我觉得这位民兵营长起码喊错了口号，雷锋叔叔是做好事的。他应该说，向王杰同志学习。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是我前二年看过的《王杰日记》，当时很激动，现在没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年的夏天改变了我，体内出现许多看不见的裂痕。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我突然发现县文工团新来了一个面容身段都很好的女人，也就二十岁出头，白脸白手白胳膊白头发——因为她时不时要演上一段样板戏中的《白毛女》，若跳《红色娘子军》，头发就比墨汁还黑了。身上的军装是改过的，紧贴住腰。她能用脚尖在舞台上行走，能在空中迈“一”字， 韧带出奇得柔软。我见过她练功，前踢、侧踢、后踢，把腿架在窗台上往下压，嘴里还小声数着数。阳光照着她，她的身子是半透明的，好像是鸡蛋壳里装着的蛋清。
我都有想把她吃到肚子里的冲动。她在《红灯记》里饰铁梅，在《智取威虎山》里扮小常宝，在《沙家浜》里唱阿庆嫂，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儿有嗓儿，那眉眼里就有水。
不过，她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汇演，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演《红灯记》里的铁梅时，有段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神差鬼使地唱成“我家的爹爹数不清”。大家乐坏了。她反应很快，马上重新唱，但大家还是忍不住笑。
六九年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积雪未销，飞雪又至，整整下了半个多月，平地有几尺深。屋檐下挂起的冰棱有一米长。街头巷尾自然就能见到雪人。某日清晨，影剧院门口出现一尊特别漂亮的雪人。人们都说这不大可能是孩子们堆的，孩子们不可能堆得这样高，枯枝为眉，黑炭为眼，木板为嘴。木板上用红粉笔涂了颜色。头顶还搁上一顶破草帽。雪人一天天蹲在来往人群中。有天，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看腻了它，拿棍子去敲雪人，没敲几下，尖叫起来。大家跑过去一看，妈呀，里面藏着一个人。那年，虽非灾年，街头总少不了冻死饿死的人。难道是胆大的孩子用尸体堆雪人恶作剧？等到大人敲掉冰块与雪花，赫然发现里面的那个人竟然是县文工团里的那个唱样板戏的漂亮女人，面容栩栩如生，宛如沉睡。
那天我就在影剧院门口玩，我很难过，真的，如果我妈死了，我可能都不会这样难过。我心中仿佛有种东西被打碎了。我都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堆成雪人？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干的啊。我掉下眼泪。我躲在角落里抽抽咽咽，不停地抹着眼泪，不断地想起她练功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天使，应该飞到天上去。
这桩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再想起她了。她还没有丈夫与孩子，她的亲人可能早已在惨痛中告别了人世。愿主保佑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五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二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我的一个邻居，小名二狗，当年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明星。没想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诉，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