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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尽量可靠。在这方面花钱，我从不吝啬，光为各位领导找不花钱的保姆就从农村找了五十四个，够一个班的人数，还都是年轻漂亮的，并都搁到县政府招待所进行过强化培训。
领导是个人，他就有做人的弱点，只要找对路子进攻，一定可以成功。
这句话，我在公关小组的碰头会上天天讲。有关支出，我在县常委会上做了通报，自特别经费中列支，以各种名义入账。这笔钱花了三百万。我用得问心无愧。但从其他角度看，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结果是，我也是在用公家的钱为自己铺路，建人脉，找可以乘凉的大树。
我是想为老百姓办事，此心苍天可鉴。我并不想做被人架成一根道德标本的海瑞。要想办事，必须大权在握。
搞我的人多不多？多。我怕不怕？不怕。整整一年，我没回老家，没去看陈映真，到星期天，与轮值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各搬几把桌椅到县中心广场，听老百姓提意见，一有问题，当场处理。陈映真抱着三岁的李君强来看我，叫李君强喊我爸爸。那小东西研究了半天，说，这不是我爸爸，是大灰狼。
八九年初，《人民日报》发表大邱庄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详细介绍了大邱庄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我仔细读了几遍，从里面琢磨出一面“政治挂帅”的旗帜。在公关小组外，我从宣传部抽调人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宣传小组，专门在全县各条战线上树典型人物，上报地区、省里。
官样文章做得震天响的同时，我在县里小范围内召开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准备搞“三刀切”。一是，所有编外人员全部清退，不管能力、资历，一律自谋生路。政府第一年发百分之八十工资，第二年发百分之五十，第三年发百分之三十。第四年，没有了；二是，各单位在编人员半年抽签轮岗，不搞竟聘。富裕人员一律充实到我特别增设的第三个小组，农村工作小组，下到全县二千零二十三个自然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工资照发。简单说，也就是毛主席搞的“上山下乡”。为什么不搞竟聘？人的能力是没法有一个量化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式上的公平才是当下惟一的公平。过去的官员选拔还搞摸阉呢；三是把国家规定的退休标准强行提前五年。到了年龄就下吧。各单位一律不准进人，全部冻结。
最后我还加了一条，预备了一根胡萝卜。不管是编外人员、轮岗下来的富裕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只要有某方面的本事，能拉来钱，能写一手好文章，哪怕是能栽一手好菜，欢迎自荐，材料直接递交我本人，由政府统一返聘上岗，量才使用。
可惜，这份计划并未有机会得到实现。春夏之交的风波搁浅了它。稳定压倒一切，成了重中之重。我这条小泥鳅自然不敢在这种非常时刻瞎折腾，整天开会，传达中央文件，讨论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变数。与此同时，我的黑材料也在行署、省直有关部门堆起一座小山。九月，地区人事大变动，一直保护我对我青睐有加的行署刘书记调任省人大政协担任副主席，明升暗降。十月，我自大成县离职，进省委党校学习，不再担任其他具体职务。大成县的改革曳然而止。一位省厅下来的杨副处长接手了我的工作。
岳父问我，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拿下来吗？
我说，知道。我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岳父又问，知道为什么当初要让你上去吗？
我说，知道。我是过河卒子。是中国象棋里的过河卒，不是国际象棋里的。
岳父笑了，心态不错嘛。
我说，这是自然。我都是四岁孩子的爸了。
岳父说，知道为什么让你进党校吗？
我说，保护我。
岳父说，明白就好。你回去吧。
岳父的财政厅长仍然坐得四平八稳。若没有他明与暗的支持，我不可能在梨山、大成搞出任何名堂。事实上，按陈映真的工作表现、能力以及背景，她早该晋升正科级干部，但这七年来，她一直原地踏地做着林业局的副局长，原因就是我的火箭蹿升。这是官场微妙的平衡。
说到这里，有点心酸。我的诺言在巨大的政治风暴中是何其苍白无力。我曾力保的那位生资公司经理，在我离职当日，被重新请入纪委，一个星期后，检察院按法定程序起诉了他。明海来找我，说审计局进驻华润公司调查。生资公司经理已向检察院交待我与华润的复杂关系。明海言谈间面有忧色。他毕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我用几句套话宽慰他。我并不怕审计局、检察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华润公司的三套账，最真实的一套在我手中，所记录的那三百万资金的真正流向，精确到元角分。就算岳父不再做官，真有哪个傻逼想动我，我把这本帐拿出去，也能买个平安符。但私底下，我还是觉得对不起这个颇有才气跟着我吃了四年苦的年轻人。我是吃饱了撑的，人家在梨山的日子过得那么舒心，我为一已之私，愣唱着高调儿把他调来，给他画了一个大饼，最后把人家摞在半空。
还有许芳。她本是梨山乡副乡长，来到大成，做了我那个公关小组的副组长。我前脚离职，小组后脚解散。她现在就是一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唉。只能深深叹息。
明月几缕几多香，丝丝缕缕皆惘然。
功名利禄如云来，云开雾散还自在。
自在可以饮酒酣，毋须理会秋日寒。
明月应当自归去，不要为我添衣裳。
这一次离开大成，别说鞭炮，连一下掌声也欠奉。我没要县政府派出的小车，拎着一个简陋的行囊，没通知谁，独自步行去了汽车站。天下着微雨，阴阴的凉。鸟，应该是麻雀，一只一只在那群“王八楼”的屋脊上跳。瓦是一大片红，鸟是黑色的一个个点。这“点”在“面”上，弹啊弹啊。蛮好看的。好像这鸟是乒乓球，好像那瓦面是球拍。
“王八楼”中有二幢联体别墅，曾被县里收缴，被我拨给县养老院。养老院确实有困难固然是一大原因。我也是故意恶心那帮在“王八楼”里住的有钱人。我甚至向环卫所暗示，要他们在那里搞一个垃圾中转站。现在，一个老头，就在微雨里撑着把黑布雨伞，来回小跑。当我从门口经过时，他停下脚步，看着我嗬嗬笑。再过段日子，他可能无法再呆在这里。政治一向就是人走茶凉，甚至人还没走，茶已微凉。我心里很清楚。我在大成县搞的良种推广、农村工作小组、村民自治选举、对全县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给予生活补助以及免去贫困家庭学生学费等，都将沦为一纸空文。比如，县里已经明确表示将取消对种田大户的补贴。而这二幢房子也听说要被县政府重新收回另做他用。该买的车会重新买，该吃的饭将照样吃，该去旅游的人还得去。“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老婆告到纪检委，纪检委的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说来惭愧，去年的禁吃令曾导致大成县一大批餐馆关停并转。一个厨师还手抡两把菜刀，在路上拦住我，说要与我比试刀法。现在，他的高妙刀法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我在大成县呆了一年半时间，大成县市面比较萧条，甚至还不如我来之前。用地区一位领导的话来说，到了夜晚，就是一幢鬼城，街头连个洗桑拿的地方都没有。我无意把大成搞成鬼城。我甚至有在大成搞一个红灯区的打算。我个人是赞成卖淫合法化的。但我得先让老百姓吃饱饭，而不是让二万干部每天晚上聚在街头餐馆猜拳划酒热热闹闹拉动GDP。
GDP能说明什么？两个母亲各自在家里照看孩子，不会产生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又或者是著名的那个破窗理论。GDP不能衡量社会成本、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八十年代末官员们的政绩体现。我之所以能在前年连升三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梨山乡干出来的GDP好。
我为大成留下的或许只有去年多弄来的二千万款子。可能还有向上级部门要钱的法子。顶多，再加上那个没成型的宣传小组。官员们来来往往。百姓们或许会因为某位官员，眼里冒出一点火星，很快，火星熄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表情就是我刚来大成时见到的那样——连绝望都没有了。
我在汽车站候车时打了一个盹。短短的十分钟内，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我记得我好像干了一件坏事，赶紧驾车逃亡。怕被别人发现，还把汽车折叠起来，藏入口袋。我涉过一条河。河水上游是哭泣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的眼泪汇成了这条河流。我感到害怕，继续飞跑，上了山。山里有很多树。我在树下坐，想歇口气。然后，我发现自己倒在河边，被人用木棍殴打。一个蒙着面的男人准备干掉我。我很平静地与他讨论各种问题。也提到自己做的坏事。我觉得马上要面临的死，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也是我惟一的赎罪方法。男人没理我，挥动铁锹，把我埋入土里，在掩上最后一锹土的刹那，嘿嘿笑了，脸色诡异。我的脑袋里出现他的声音——那些都是我把你用棍子打晕后出现的幻觉。
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没驾车逃跑，也没走过河，走进山，我不过是被男人绑架在这儿。
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干坏事的感觉是那样真实？
我问自己。然后醒了。
上车时，我看见去年那个在棚户区煮烂菜帮子的老妇人，她背着一个大竹篓从我面前一点点挪过，肩膀上似乎有看不见的山，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