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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界或印刷圈她虽是个新手,但毕竟当过二年多科长,关键时刻能静下心认真思忖。她想起自己主管时那家广告公司是从哪儿印的东西?于是花了二百块请财务科长吃顿饭,允许她查一查原先的发票。她一看更晕了头,竟都是香港发票。她怎么都不可能夹着牛皮纸袋跑到香港去。哥哥发现了她的难处,得知后嘿嘿一乐。她吓了一跳,莫非哥哥也懂印刷?不是。他在车站货运处,每天都处理很多印刷品快件到站,而且大都来自深圳。有一位总是拿不出完税证明,不打不成交地成了朋友。她拿了哥哥写的地址跑到深圳,那人还算帮忙,只是在玩股票早不做印刷了,当着她的面给一个什么人打了电话,而后叫了出租车把她送到楼下,让她自己上去到三楼进右边第一个门。
接待她的人很热情,弄明白是带着十万元业务来的时候中午请她吃了一餐。在餐桌上,那人掏出一个折叠式计算器按来按去。她看不见竖起来的计算器上的数字,看见了也不懂。认真聆听了“植字”,“做稿”、“分色”、“打稿”、“用纸”、“PS版”、“过胶”、“装钉”、“包装”等等一堆术语,正经八百儿地上了一次印刷课。后来才明白那人根本没算什么,目的是探探她的虚实,一个回合下来便明白是接待了北京来的“一号大头。”还算给面子,留给她五千元拼缝儿,够她往这一次深圳的费用,而且出具全额发票也不用她再交税。她挺感动。回到三楼时那人让她先在房间休息,说帮她办一张参观沙头角中英街的边防证匆匆离去。她多了一个心眼,不相信十万元印刷业务只能挣五千。她走出门,看见旁边的门也开着,心生一计,佯作回错了房间。原来这门里也是一家做印刷的公司。接待她的人也是从北京来此打工的。老乡见老乡有一种无形的沟通。这人也拿出折叠式计算器,按了三五下报出的价格让她大吃一惊:加上运费还不到八万。她半天说不出话,直呆呆地望着这人。这人连忙说价格还可以再商量,让她差点当着他的面就流下“下海”后的第二滴泪。她终于使他明白不是价高而是太低才让小姐受惊。他没碰到过这么实在的北京人,索性为表示虔诚带着她在三层楼上挨门看,告诉她如果不行可以推开任何一个门,门门里都是专做印刷的。她又是半天说不出话。真正有些感动。这人真好。高高的个,黑黑的脸,留着深圳少见的北京“板寸”头,第一眼看上去印象最深的就是嘴长得特别大。
“我叫司马京。”他带着她出了楼,在公路上乘上一辆中巴,微笑着说:“不过,没人叫我的名字,都管我叫大嘴。”
“司先生,”她被他的热心和爽快感染,发自内心地说:“还是咱北京人好,要不是司先生您,我就全赔了。”
“杨小姐,如果您不愿意叫我大嘴,也别叫‘司’,难听。人家还以为这‘斯’那‘斯’的‘斯’呢。我是复姓,得叫‘司马’。”他依然非常坦率,看着她又是一笑:“感谢你这么相信我,才见面十分钟也不问去哪儿就敢跟我上车。我现在带你去东莞,当着你的面把活发了。不过,杨小姐,丑话说在前面,我也是个打工仔,你得让我挣钱才行。碰着主动上门的北京小姐,我愿挣在明处。我这人特聪明,干什么都在明处,行不行?”
杨莉使劲又认真地点点头。
遇到难处有人相助,就会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她忽然挺喜欢这个“司马”或叫“大嘴”的人。到了东莞的一家印厂又让她吃惊不小,这单业务全算下来才五万出头。司马京说别以为你来会有这个价。他和这里是固定客户才便宜,再说印厂的进口铜版纸弄不好都是走私的,没有关税当然便宜。她将信将疑,也不想验证真伪,讲好了她付七万,带着感激之情回到北京。三个星期后就收到了东西。又过了三个星期她到车站接了司马京。他说深圳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是北京人头熟,关系广,两次电话杨莉就答应他加盟“野马”。司马京有言在先,他带不来业务时不要工资,如果创收,就算是和她的内部股份,要按比例提成,同时建议对霍菲菲也这么做。不要顾情面,这样也会促进霍菲菲努力去干,没准从她厂长舅舅那儿弄来更多业务。做一笔结一笔,大家都有利。
“杨莉,”他认真地说:“这样对公司对我们都有益,一是广告公司不能总做印刷,二是中国人合作有一个特点。比如我们三个人两天没吃饭,有了一个面包时,我敢说还能剩下一半,每个人都说吃饱了。这是中国人的德行。如果是根金条三个人分就麻烦了,每个人都认为拿少了。这是中国人的操兴。别介意我说粗话,你信不信?”
“就听你的,大嘴。”杨莉当然信,使劲点点头:“我们公司现在就仨人,能相处的很好的。不管谁的业务公司留一定比例,其余的归部门所有。部门也就是个人啦,自由支配。”
“我很高兴你同意。”他看到杨莉支持,进一步深有感触地说:“我认识不少香港朋友。他们说大陆青年看上去勤奋,实际上多数还不行,比起香港都不行。最糟糕的是大陆分明遍地是金子,怪就怪在朋友之间不是携起手来去捡,而是你从我兜里拿我从他兜里掏。这挺形象,细想来真是够操蛋的。我们之间最好不这样。”
“我们第二次握手吧!”杨莉打心眼里佩服他,说:“你就作为野马公司的业务总经理……”
“别别别。”司马京摆摆手,忙道:“我要个业务总监的衔。我住在东郊,过去干过不少正事,让很多人都发起来。大家都叫我京东大嘴,也干过缺德事儿。和你一样,我原先也在国营单位,职务比你大点儿,是个小厂的厂长。我把这小厂从负债搞到一年净赚三十万时,上面派来了个书记。我跟书记怎么都弄不到一块儿,可能是天生难与人合作。我刚入党还没转正,书记一咬牙把我开除了党籍,我一狠心把他开除了公职。瞎闹半天,算是京东奇闻吧。后来我去了深圳,你别笑。杨莉,你是党员吗?”
“保密。”杨莉被他的话笑弯了腰,抹着泪花说:“大嘴,真有你的。看来我得防着你点,不定哪天把我挤挎了。”
“咱俩是缘份。第一次见着你就想跟你真正合作一把。我没本事注册公司,也别给我挂什么业务总经理的衔。‘京东大嘴’这外号不错,就是没法儿往名片上印。”他长出了口气,高兴地说:“告诉你个喜讯,我这几天瞎琢磨,帮一个人弄起了‘笑话餐厅’,他同意支付五万策划费,实际上别指望我开出的大价,有这五万就挺知足,算我加盟野马的第一单业务。”
“大嘴,”杨莉表情十分冷静,内心却热乎乎地说:“你这人……真好。”
“不一定。”他摇摇头,“下一步干什么?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太多了。杨莉只是没对司马京说,不是不想说,因为她不仅有想法,甚至有完整的计划,在司马京来之前已然试过。结果总是比别人“慢”五分钟。如果再慢下去,不是取得不了良好的效益,她担心野马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打开《北京晚报》或火爆的《北京青年报》,每一期都见广告公司的招聘启事。广告公司与出租汽车公司的发展成为京城热门话题。太热了就免不了该降降温。广告界要被联合大检查。因为北京站倒塌了广告牌,为别让人无缘无故地被砸死,正是整顿广告公司的机会。因为换肤霜弄晕了北京人,仿佛一夜之间那么多人发现自己的皮肤原来如此要不得,却有人换出了毛病。因为有人将把水变成汽油,让阿拉伯大叔们一日三惊。把水变成汽油百分之百将改变世界格局。世界本来就够乱乎了,偏偏又出来高人发明一种香烟抽了以后可以治疗肛门脱落,这倒省去那么多医院那么多设施那么多大夫每天跟人的屁眼打交道。五花八门的事五花八门的人造就了五花八门的世界,也造就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公司。野马对门也是一家广告公司,热衷于从山西往北京倒煤。冬天到来之前有时会忙得顾不过来,聘了许多到门头沟煤车进京之路拦截私人煤车往小单位送。把楼角的也是一家广告公司,天天都有客户来,个个神神秘秘,全是用纸上的合同做纸上的“盘条”生意。杨莉一听说要来联合大检查,她知道老老实实的小公司这会儿最倒霉,况且注册时登记了广告录制设备,一查准完。连夜叫了出租车让哥哥陪着去了嫂子所在的业校电教馆,把能搬能扛的通通(扌古)捣到野马公司。检查组没有光顾野马。也许它太小太小,想抖抖胆兴风作浪都不够气力。野马发展的障碍不是有没有广告录制设备,而是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却不知名。那时,杨莉一心想把野马折腾出点动静来,照猫画虎地策划了“中国小姐大奖赛。”自我兴奋了良久,写出十几页的计划书。霍菲菲把它特快专递到助邦化妆品公司,试试运气。企业者板越来越精明,一看来头,二看实力,三看是否“懂事。”这“三看”的基础是什么?关系。良好的私人关系是广告公司现阶段发展中最重要的。野马和助邦没有更近的私人关系。没想到三天以后崔喜林就发来了传真,同意赞助三百万,要看批文原件。她和霍菲菲差点没乐死过去,第二天由朋友引路去了文化部。她还没说出来意,先看见陈旧的办公桌上摊着一摞“中国小姐大奖赛”的报告,急忙灰溜溜地跑出来。
人和人只差五分钟。她没想到野马想干的第一大动作至少比别人差了五年。这简直是玩笑,怪不得助邦公司同意赞助,似乎比她们还急,一天两个电话问。
霍菲菲把杨莉的这些不幸告诉了司马京。杨莉知道霍菲菲对“京东大嘴”说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