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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无论是在物欲还是在其他压力）的孤独的勇士。张炜在《拒绝宽容》一文中说：〃我怀疑他们在用这一独特的方式为自己不够磊落和体面的昨日辩解。〃〃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宽容'〃。〃那些言必称'宽容'的人还是先学会'仇恨'吧！〃此外尚有李锐的《虚无之海，精神之塔》、张承志的《致先生书》等等。在这一脉鲁迅的意义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当人们在现实中感到怯懦，感到有什么东西难以抵抗时，人们就开始怀念他，通过怀念他，人们居住于他的乌托邦里，而人们在似乎是分享了鲁迅这个〃理念〃重新获得一种鲁迅〃姿态〃之后才重新成为知识分子，获得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存在的勇气，获得〃以一人之力和整个世界为敌〃的毅力。这一派的鲁迅姿态虽然有着激进的外表，但是其内里却是保守的，他们企图的是一个道德理想国，是乌托邦式的清洁精神。自然，对这个时代的人的整体的物役处境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警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地上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将道德作为一种外部命令以强制的方式加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人，就会导致〃个人〃的丧失，其结果必然是人不仅不能从物役中得到解放，相反还会又一次落入中世纪般的精神奴役之中。换而言之，道德作为一种外部强制而不是一种主体的内心律令时就会剥夺了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这时人的个人性也就消失了，它带来的不自由要远胜于物役中人在金钱面前的不自由。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谈论鲁迅，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利用鲁迅来说话？这里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话语权利分割体制中的弱势局面，８０年代以前鲁迅被毛泽东定为〃圣人〃、〃最伟大〃、〃最正确〃者时，鲁迅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人的文化效应场，而成为话语合法性的标准，当代文学知识分子要取得言说的权利就得适应这个标准，８０年代以来这个标准已不是那么明确，但是与正统意识形态话语错位的局面使得在野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找一个接合点，在这个接合点上体现一种隐性的话语较量，为自己话语权利寻找支柱。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就90年代讲，鲁迅依然是当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格、思想、学术面具，知识分子依然热衷于以鲁迅姿态说话，其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失语。没有自己的话语的人只能借别人来说话。过去是意识形态强化人们对鲁迅的依赖，而今天则表现为知识分子的思维惯性，松绑之后的知识分子，突然要说自己话时感到无话可说，依然按照习惯借鲁迅说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当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历史性的、普遍的，是中国文人的普遍的精神现象──缺乏自己独特的与时代发生共振的思想体系，因而只能借他人说话，在中国古代表现为〃注经解经〃，到了２０世纪则表现为解鲁注鲁说鲁。
２０世纪出了一个说不尽的鲁迅是我们的光荣，同时也是我们的悲哀，我们不仅需要一个鲁迅，还需要更多的对民族及至整个人类都有形而上关怀，为民族及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提供超越性精神基石的思想者，就此点而言，中国９０年代知识分子的鲁迅话语中心，鲁迅姿态是一件悲哀的事情。鲁迅是伟大的，但是鲁迅被视为20世纪中国一个当然的独语者，鲁迅的独语状态就意味着更多的众人是沉默的听讲者，我所期待和呼唤的是一个众神纷纭的世界，这其实是尼采的一句话：看，那儿有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时代已经到了要求我们自由思考的时候，这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说自己的话，这时我们依然只是简单重复一种鲁迅姿态，作姿态性的鲁迅梦是可悲的。世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说明，一个民族如果过于圣化某一个人，将自己禁锢在某个圣人的话语体系中，无一例外的是缺乏创造性的民族。
今天，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建立还是７０年代末开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准备而言，当代知识分子通过建立自己话语体系来思考、说话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何承受９０年代作为文化和学术上的个体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活着的鲁迅并没有完成开创个体文化的任务，８０年代的新启蒙者的鲁迅姿态同样没有确立个人在整体面前的优先地位，９０年代，显然道德理想主义者的鲁迅姿态是矫饰的而且走叉了路。我在另外的文章中说过９０年代如果存在一个文化转型的话，那就是向着个体文化的转型，面对这一转型，我们的知识分子只有彻底放弃对〃姿态〃、〃面具〃的依赖，以自己本真面目从事新文化建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大众文化时代
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曾经证明90年代中国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也即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所谓群体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的以长老、家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个体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以青年、个体为本位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最早的萌芽应该是在晚明，其次是晚清，而五四时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达到一次高潮，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而是因为民族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了，８０年代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通过整个８０年代的不断的冲击，到９０年代这种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文化转型对于９０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社会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对于这一问题现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群体性文化，它的结构呈金字塔型化，在这个文化的最上层是一个独语者，（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独语者就是孔子，孔子可以出语录（《论语》，解放以后６０、７０年代出过语录），其下是一些释解者，再下是群众。这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规则的制定者，第二层是文化规则的解释者；第三层则是文化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三个层次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型结构。群体本位文化和个体本位文化的差别所反映的本质是群体本位文化中的等级压抑，在群体本位文化中，整个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档次：独语者、释解者、群众，这三个档次又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超级主体（领袖）和群众，在群体本位文化中，只有绝少的几个人可以成为超级主体，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群众，成为无个性的尊崇者，他们把牧羊鞭交给了那个超级主体，自己成了那些没有身份的羊。
90年代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的文化尺度，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看！那儿有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它否定了以〃上帝〃为绝对尺度，因为以上帝为绝对尺度会导致某个个人以上帝的身份作为超级主体说话，而剥夺其它人说话的权利，个体本位文化使超级绝对主体不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了领袖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由群众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他既有最高的权利（自己为自己立法）也还原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相同的水平上（他的个体性的成立以其他无数个体性的成立为前提），在这个体的竞赛上自然会有人跑在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处于前沿的位置就赋予它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我们时刻准备超过它。个体本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个体的超越竞赛。
和９０年代文化可以进行比较的是五四文化。五四人呼唤的新文化拿周作人的一句话来讲叫做〃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化，五四时期的刊物比如《新青年》、《新潮》等等都强调〃个性〃、〃个人〃，五四文化的整个口号都是个体性的。但是这种文化转型并没有最后完成。而是在其后的民族危机面前偃旗息鼓了。由此我们来看９０年代的文化，这种转型因为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显得成功得多，９０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两部电视片，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一部是《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主任不象过去的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领导者，威严、高高在上、富有权威，是政治上的表帅，人格上的典范，思想上的楷模，相反成了一个总是被嘲笑的反讽性的角色，《我爱我家》中我们发现最有戏的是青年人，那个〃爷爷〃也成了一个反讽性的角色，不再是过去那种权威性的家长家庭生活的中心了，这就明显的和传统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不同，比如《红楼梦》中地位最高的是贾母，其次是贾政等，每一辈都有一个等级，90年代个体本位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中，过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理成正面形象的超级主体身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相反他们成了反讽性的角色。再比如《中国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片子都是描写个人如何在海外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影视片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传统的群体本位文化是守成型的，它不主张向外发展扩张，而是主张不离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以父母为中心，家族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是以发展以创造为本位，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影视作品。由这样一些观察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已经进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范畴。
但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又是不彻底的，个体文化的建立尚没有最终完成，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中国文化一方面消灭了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另一方面又建立了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理想的个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