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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鸦和老鸥在柳树和白桦之间，穿来穿去，声嘶力竭地啼叫。谢麦连科夫的墓穴，人们贪图省力，挖成了狭长形，活象环形防卫的战壕。两边有胸墙。加弗里拉岗上的土是黄沙土，很松散。虽说陶工们跟粘泥打了一辈子交道，但人们还是照规矩，把他们葬在干飒飒的沙土里。
“唉，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古稀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之一在旁边叹息地说。
什么时候是该死的时候呢？……战争使我们这些当兵的有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青年时代死最正常。前线上打死一个谢麦连科夫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倒要感到惊讶、惋惜：唉，老爹到这儿来干吗，他还应该活着嘛！
我看见安东妮娜那块黑头巾搭拉了下来，象帽檐似的遮住了她的额头。她笔直地立着，她身边是谢拉菲玛，姥姥佝倭着腰，显得特别苍老。我没有走到安东妮娜跟前去，大概，她此刻想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想同父亲待在一起。他们相依为命，苦熬苦撑一十八年——这哪是人过的生活呀！此刻，谁也不应该去打扰她。
他们父女的关系，我能知道些什么呢？知之甚少。他们父女的深情，只在我面前展示过一点点，那是有一回，我听见陶工喊她：“安托莎”，当时，我就感到，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喜悦，多少辛酸呀！我还看到过，有一次。谢麦连科夫踏着转盘车，打磨一只精致玲珑的陶罐，他朝女儿转过头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和支持。
我只能隐约地猜测，真正的父女或父子之爱，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透过自己惨淡的童年，听别人讲那些听不大懂的言语。谢拉菲玛姥姥太好了，但姥姥毕竟代替不了爹妈。对，我最好此刻不到安东妮娜跟前去。
马利亚斯和黑脸膛、皱着眉头的克罗特，把两根瘢瘢疤疤的木头杠子横在堑壕一般的墓穴上，杠子上面放上棺材，用绳子拢好。谢拉菲玛姥姥哇地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按照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宗教仪式数落起来：“你把这苦命的丫头扔给谁哟，”“你劳劳碌碌一辈子啊，”“娃儿们，他这家冷冷清清，谁来加热哟！”…在这个时刻，姥姥嘴里也不尽是骂街的词儿，人们听她这么一数落，也不禁抢天呼地地 哭起来。马利亚斯也哽哽噎噎地掉了眼泪。
我拄着机枪的枪筒站在一边。昨天亲身经历采泥场的一幕惨景之后，下葬前的仪式，已无法真正感动我了。眼泪只流了一点点。
安东妮娜木然僵立：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停一停！”格卢姆斯基突然喊叫起来，“你们停一停！让咱说几句！”
他来晚了，葬礼已经开始了。他浑身湿透，头发蓬乱。此刻正向岗顶爬来。大家立时停止哭声。格卢姆斯基要讲话，而且是他主动要讲话，这可是一桩新鲜事儿。即使在他当选为主席的大会上，他说的话也不满十个词。
“同志们！”格卢姆斯基开腔了。他从头上拉下那顶湿漉漉的无檐小帽，捏在五个红手指头里，当块破布揉搓着。
邻近一块方尖碑上的红星，高悬在他的头上——这方尖碑并不很高。
“同志们！今个儿咱们又埋葬两个乡亲，又是两个，同志们。你们都记得，打仗前，咱们这块坟地一点儿也不大，象一顶帽子，扣在加弗里拉岗上，还没有伸到谷地，如今呢？你们自己看见了！”
老太太们唏嘘 泣，人群里响起低沉的叹息声。
直到此时，我才看清这位主席身边是块什么样的方尖碑。“塔拉斯·格卢姆斯基”——在一块白碴胶合板上刻有八个黑糊糊的大宇。还有几个数字：“1926——1941”。此外，就什么字眼也没有了。既没有“英勇牺牲”，也没有“在同法西斯强盗的斗争中”。格卢姆斯基父子俩都不喜欢多说话，他们有话，宁愿闷在心里。
可是现在，他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了！
“现在，咱们，这些非党布尔什维克，同你们站在这里…”他的目光突然朝我这方面一瞥，又补充说：“还有共青团员们！咱们那些在党的优秀庄稼汉，都上了前线，他们有的已经躺在他乡的土地上，有的还在战斗。这些，你们比咱知道的更清楚——他们都是你们的亲人啊。”
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低沉的叹息，算是对他的回答。
“咱们又来埋葬咱们的两个乡亲，他们也死在法西斯手里。是啊！法西斯似乎逃走了，可他们的残渣余孽留了下来。同志们，咱们绝不让他们自由自在下去。就算咱们的力量还有限，也不能叫他们的班德拉土匪政权存在下去！他们这些杀人犯，也明知这一点，他们隐匿在林子里，一有机会，就出来咬人。他们还吹嘘，说他们是“真正乌克兰人。”那咱们大伙儿是什么人呢？今天，谢麦连科夫同志在临终的时候，咱在他的身边，咱听到咱们这位最好的陶工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一个大好人啊，他不声不响，但却是一个大好人。同志们，咱们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乐，再也不能叫土匪任意杀害好人了！现在咱提出，咱这儿有几位会打枪的汉子：马利亚斯，克罗特，瓦列里克，拿起武器吧，咱们发给你们武器。你们知道，这玩艺咱们够用的。咱们一定要消灭法西斯！眼下，咱们的朋友亲人都在前线上艰苦战斗，咱们在这里战斗，就是对他们支援。”
我猛然间掠过一个想法：这是阿勃罗西莫夫在讲话呀。这个阿勃罗西莫夫，这个热情的、煽动性计划的制订人，由于岁月的流逝和繁重劳动的压力，已经是驼背的老人了。也许，这些话，十五岁的塔拉斯／格卢姆斯基过去也说过吧！
“同志们，咱们要叫他们看看，苏维埃政权是怎么巩固起来的！”农庄主席说到这里举起了拳头，拳头象个特大的甜菜安在瘦骨嶙峋的长手臂上。“咱虽说已经这么一把年纪，已经领了“白票”①，可咱拿起了武器，咱还行，还能打打。现在，同志们，让咱们向死在法西斯手里的乡亲们鸣枪致哀！”
【注 ①：指免役证。】
他从肩上摘下马枪，波佩连科早有了准备，他把自动步枪高高举过头顶。我连忙拉开保险，于是加弗里拉岗的上空，砰砰啪啪地响起枪声。成群的乌鸦哇哇地飞了起来，四散飞走。
马利亚斯和克罗特抽开杠子，开始往坟坑里放那具湿漉漉的棺材。安东妮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连放枪的时候，她也没有战栗一下。
我的身边有个婴儿被惊醒，他扯开嗓门，哇地哭了起来。这是帕拉斯卡·叶尔马钦科娃的头生儿伊凡，就是那个不久前被谢拉菲玛姥姥从窒息中救活的小家伙，他的爸爸是何许人，至今还没人知道。帕拉斯卡，这个外行妈妈，把孩子大摇大摆，仿佛要扔到柳树上去似的。
伊凡的小脸儿在我眼前一晃。小脸儿只有巴掌大，鼻子象纽扣。这是一个普通婴儿的小脸蛋儿。我仔细地瞧了一眼，好，小家伙还行，他的哭声盖过了所有声音。
我朝安东妮娜转过身。她发觉我在看她，就抬起眼睛。她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开头似乎认不出我，后来眸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闪，帷幕落下。虽然面部表情没有变化，可她投来的目光，已经把我看作自己的亲人了。我想起格卢姆斯基的担心，愤懑而又痛楚地想：一定要活下去！决不在敌人面前退却，但是要活下去，我不能撇下她。我要抚养我们的孩子。人生应该享有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放弃。
“你要全都武装起来？我俯身凑近格卢姆斯基问。“你以为，马利亚斯能加强我们？”
格卢哈雷村居民拖成长长的行列，从墓地归来。此刻，这长长的行列已经接近秋雨绵绵下，显得格外油绿的秋麦田。那条直通泉水的小径，明显地把秋播田从中切开。
农庄主席没有立刻回答。开头，先向左右望了望，然后，悄声地说：“有这个想法。因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咱们都要捉拿火烧鬼呀。”
“你这‘任何’是什么意思？”
“即使你从奥任带不回援兵。”
“我的主席！”我按捺不住说，“你别再签署安葬证了！兴许，你喜欢这个想法，可我并不欣赏。”
“咱也不喜欢！”格卢姆斯基冷静地说。“只是咱为农庄操心操惯了，这你还不懂。为了使你顺当地闯到要去的地方，咱把千里马借给你。”
“千里马？”
即使格卢姆斯基答应给我一辆加足油的装甲车，我也不会比这更惊奇。千里马！……千里马可是格卢姆斯基的命根子啊。燕麦发疯似的涨价，他也买，宁愿到市场卖掉自家的脂油和老母鸡，自己出钱买，因为农庄的金库常常空空如也。
千里马！这是一匹上等牡马，鼻梁边有条银灰色的毛。它是格卢哈雷村的光荣和骄傲。
我带着惊讶的神情望了望这位主席，那顶揉皱的无檐小帽歪戴在头上，蛮神气的。
“听我说，‘小鹰’有的是，可千里马，方圆一带就这么一匹，”我说，“你没有说走嘴吧？”
“咱还没有老到——颠三倒四，”格卢姆斯基嘟囔说。“千里马能够驮你过去，刀山火海，都不在话下，骑去吧！”
第七节
安东妮娜站在昏暗的前室里，额头和手掌紧贴在弹洞累累的房门上。我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我挨近她，借着幽暗的光线，看见她的两眼在闪光，在询问。两只扩大了的深邃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