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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人，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南渡，残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君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璧叹曰：“睢阳行阙，东籓重兵所宿，门廷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即具所拟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僚承望风旨，问璧何以处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议拟为驻跸之所，若失此则河南、陕西有脣亡之忧。以彼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竭民膏血为浚筑计，一旦有警乃遽焚荡而去，此而不诛，三尺法无用矣。”竟以无冤上之。
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进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归，又数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为人有干局，心所到则绝人远甚，故时人称其精神满腹。兴定五年登进士第，历咸阳簿，辟行台令史。正大初，夏使来请和，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时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定，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疋，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弊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寻辟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供亿甚繁，献甫处之常若有余，县民赖之以安。入为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行六部员外郎，守备之策时相倚任之。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难，年四十。
所著文章号《天倪集》，留汴京。献甫死，其家亦破，同年华阴王元礼购得之，传于世。
雷渊，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人。父思，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注《易》行于世。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恆兀坐读书，不迎送宾客，人皆以为倨。其友商衡每为辩之，且周恤焉。后从李之纯游，遂知名。登至宁元年词赋进士甲科，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狱，几死。后改东平，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外敌为重，自行台以下皆摩抚之，渊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寻迁东阿令，转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曰“雷半千”。坐此为人所讼，罢去。久之，用宰相侯挚荐，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渊尝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惩创，然亦不能变也。为文章诗喜新奇。善结交，凡当涂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家无余赀，及待宾客甚丰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摄遂平县事，年少气税，击豪右，发奸伏，一邑大震，称为神明。尝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不达。
程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声。兴定初，诏百官举县令，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
震为人刚直有材干，忘身徇国，不少私与。及为御史，台纲大振，以故小人侧目者众，不能久留于朝，士论惜之。
赞曰：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皆金季豪杰之士也。邠、泾之变，玉募兵旬日而得万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绳之，卒不敢动。夏人援宋例以邀岁币，献甫以宋赐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语塞而和议定。渊为御史，权贵敛避，古之国士何加焉。玉以疑见冤，璧、渊疾恶太甚，议者以酷讥之，瑕岂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踪冯、雷，然亦以群小龃龉而死，直士之不容于世也久矣。吁！
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伦 内族讹可 撒合辇 强伸 乌林答胡土 内族思烈 纥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伦，隆安人。以武举登第。为人刚悍，颇自用，所在与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战，每任用之。贞祐二年，累迁副提控、太原府判官，与从宜都提控、振武军节度使完颜蒲刺都议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敌因大入，几不可御。既乃交章论列，以自辨其无罪，上恶其不和，诏分统其兵。未几，迁同知太原府事。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制可。
四年，迁河东宣抚副使，上章言宣抚使乌古论礼不肯分兵御敌，且所行多不法。诏礼罢职，石伦迁绛阳军节度使，权经略使，寻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大元兵围忻州，石伦率兵往援，以兵护其民入太原，所保军民甚众。兴定元年七月，改河平军节度、兼卫州管内观察使，诏谕曰：“朕初谓汝勇果，为国尽力，故倚以济事。寻闻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乌古论德升亦屡尝为朕言之，然皆琐屑，乃若不救汾州，岂细事哉？有司议罪如此，汝其悉之，益当戮力，以掩前过。”是年十一月，迁镇西军节度使、兼岚州管内观察使、行元帅府事。
二年四月，石伦言：“去岁北兵破太原，游兵时入岚州境，而官民将士悉力捍御，卒能保守无虞。向者河东内郡，皆驻以精甲，实以资储，视边城尤为完富，然兵一至，相继沦没。岚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协同，表里相应，遂获安帖。当大军初入，郡县仓皇，非此帅府控制，则庾、管、保德、岢岚、宁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远，乞朝廷量加旌赏，务令益尽心力，易以镇守。”诏有功者各迁官一级，仍给降空名宣敕，令枢密院遣授之。
三年二月，石伦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谓必攻平阳，平阳不守，将及潞州，其还当由龙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尝请兵欲扼其归路，朝廷不以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敌入河东时，郡县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险，后虽太原失守，而众卒不从，其意谓敌不久留，且望官军复至也。今敌居半岁，遣步骑扰诸保聚，而官军竟无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东之要郡；平阳，陕西，河南之籓篱也。若敌兵久不去，居民尽从，屯兵积粮以固基本，而复扰吾郡县未残者，则边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则南路为边，去陕西、河南益近，臣窃忧之，故复请兵以图战守。而枢府檄臣，并将权太原治中郭遹祖、义军李天禄等万余人，就其粮五千石，会汾州权元帅右都监抹捻胡剌复太原。臣召遹祖，欲号令其众，遹祖不从。寻得胡剌报曰：‘尝问军数于遹祖，但称天禄等言之，未尝亲阅。问粮，则曰散在数处。’盖其情本欲视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见用，以取重职，不可指为实用也。虽然，臣已遣提控石盏吾里忻等领军以往矣。但敌势颇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绝无精锐，恐不能胜。乞於河南、陕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陕西州郡近河东者给之资粮，更令南路诸军缀敌之南，以分其势，如此庶几太原可复也。”诏陕西、河东行省分粮与之，请兵之事，以方伐宋不从。
三月，石伦复上言曰：“顷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臣以太原要镇，所当必争，遣提控石盏吾里忻引官兵义兵共图收复。又以军士有功者宜速赏之，故拟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职，以是请于朝，而执政以为赏功罚罪皆须中覆。夫河东去京师甚远，移报往返不暇数十日，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以重赏诱之犹恐不为用，况有功而久不见报乎。夫众不可用则不能退敌，敌不退则太原不可复，太原不可复则平阳之势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许，不过虑其滥赏耳。借使有滥赏之弊，其与失太原之害孰重？”于是诏从其请，自太原治中及他州从七品以下职、四品以下散官，并听石伦迁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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