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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谁？我忘了您的一切。您从哪来？您让我害怕。您在这里是想杀我。是这样。老实说，一次说清。说吧，别整天闷着。别以为沉默很聪明。这毫无用处，毫无意义。”
我在这儿。我活着（3）
您又开始了。又重新开始了。我烦死杜拉斯了。我在那里干什么？和您呆在一起，忍受着这无聊的生活。忍受着您。一个可怜的女人和那些文字，那些要写的书，老是重复同一本书，同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嘛！
“闭嘴！就这么呆着。我只求您不要自杀。我知道，您什么事都不干，这是很难的。但还是不要自杀吧。您发誓。”
我没有发誓。决不发誓。我只说：“我和您呆在一起。我不走。我不死。”
“我一直在想您要去哪里。您没有住处，没有朋友，谁都会把您赶出去。只有我接受了您。您这个家伙，我不知道您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不知道，我不相信，我比你聪明得多。是这样。这很明显。”
我留下来了。我试图重新出走，离开这个房间。我去了奥斯特里茨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那里的旅店不贵。我带了一个手提箱。我睡了一整天，晚上便去车站的自助餐厅喝啤酒。我和那些坐火车的人，乘车离开巴黎的人混在一起。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某座城市里，某个屋子里有人等他们。有的人行李很多，手提肩扛的。他们知道些什么东西。
我看着他们，喝了很多啤酒，然后回旅店。通常，这种情况最多只能持续两三个晚上，然后，我在深夜里开始打电话。我听到了您的声音：“是您。您没死。您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我在哪儿，我再也不想见您，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忍受不了您，忍受不了杜拉斯，忍受不了您的所有那些故事，极其无聊的故事。您说：“够了。您喝得太多了。告诉我您在哪里，我去找您，我们喝一杯。我们可以永远分手，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我同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是难以忍受的。和一个作家生活在一起是难以忍受的，这我知道。走吧，要和我生活在一起，非大才子不可。好了，算了。您忍受不了我，这我明白。我们一起去喝最后一杯酒吧。”
我说好吧。她说：“我就来。”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她说：“您演的这场闹剧真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是我掏的旅馆费。您一分钱都没有，真不可思议！而我却忍受下来了。好了，我们沿着塞纳河走走吧，一直走到讷伊桥。”
9
“我是杜拉斯。”
这是您在1996年3月3日前几天说的。您还说：“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能写作了。”
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这是真的，知道您现在很快就要死。不知道生命，对，是这个词，不知道生命是如何维持的。然后是另一个词，死亡。
我说：“我们继续写书。”
“不，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写了。到此为止了。”
怎么办？怎么说？什么都不说。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您都知道不写作意味着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希望自己口述的内容没有被记下来，没有被谁准确地、贴切地记录下来。你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写作了，于是您停止了写作。您不撒谎。您不想信口开河，不想打发时间，不想为消磨时间而写一些平庸的、平常的东西。不，您不让步。直到1996年2月29日星期四为止。
于是，没有任何事可干了。只等那一刻来临，等3月3日那一天，面对那一天，您独自跟我在一起，在那儿，在这里，只有您自己知道真情，只有您自己在问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您会发生什么事。您试图弄懂，试图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有信息。没有智慧。我们面对着虚无。死亡并不存在。
“您相信死亡吗？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不，我这样对您说，因为我在这里，今天，1999年春的今天，我在巴黎；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您曾对我说过：“别这么做，扬，试一试。要朴实，别卖弄，别写些虚假的东西。不，要真实，保持本色，就像我在《大西洋人》中拍摄您一样；照我在黑岩公寓大厅里教您的那样走路。写吧！因为您这辈子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说真话，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别那么害羞，别那么敏感，那会妨碍您做任何事情。
“写吧，为了纪念我。
“不，不是为了纪念。还没到那一步，我什么都不需要。写吧，不为任何东西。就这样。为了在您想接近我的时候忘记我，因为您在模仿我可能写过的东西，借助您而写的东西，不仅仅是借助您而写的东西。相信我吧，人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书。是书，永远是第一本书。已经写了或没写的书，必须不断地读了又读的书。对每个人都同样的文字，每个人都受宠爱，大家都读同一本书，全世界到处都在重复同样的句子。”
同样的祈求。祈求读书。
祈求沉默。
祈求活着而不求明白。试图创造爱情。为了您，为了我不认识的人。也为了巴尔塔扎尔。
如果我写作，我就为所有的人而写。
为读得懂它的人而写。也为您而写。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爱得还要更深。”
您想起了这个句子。我永远喜欢这个句子。我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直到什么话都不想再说，直到只有这些话在耳边回响。
是的，那是《印度之歌》中的声音。厚重的声音。还有不会结束的舞会。
是的。不会结束。我们在那儿。我们准备跳舞。那是1994年12月31日。我们在朋友家里。那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平安夜了。我们一起跳舞。
“我一直喜欢跳舞。现在还这样。甚至现在我还跳舞，您看！”
您跳起舞来，我紧紧地抓着您，我不想让您摔倒，您也紧紧地抓着我，好像没事一般，好像是第一次跳舞，好像我们将相遇，将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交换眼色。具有决定性的眼色。
我在这儿。我活着（4）
我们一直跳到深夜。好像我们随时都会离别。好像要离别一样。好像从第一天起，从在特鲁维尔大西洋边的那个夏日起，我们就在说再见。在歌声中说再见。卡拉在为我们唱“卡斯塔 · 迪瓦”。歌声在黑岩公寓空旷的大厅里回响，她唱着。独自唱着。她说：“谁在唱？这是我的声音吗？”她唱了起来。随着歌声响起，她死了。在歌声中再见，每一拍都在说再见。这个故事，所有那些故事，您，我，有什么重要的？为什么要写那些书、那些文字、那些老掉牙的爱情？啊，是的，为什么花这力气？告诉我。”
这没必要，然而做了。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就像这样。而那个人呢，那个神圣的，已经死了的，她在唱。为什么？难道她知道？
是，就像这样。就这样，这样挺好，我在这里，在巴黎，多菲内街，我在给您写信。我很高兴给您写信，我不知道吉祥的词是否就是善良的词。不管怎么说，我做了。我在给您写信，我看着您，我继续给您写信，写些字，就像1980年夏天之前那样。信寄出了，却不可能有回复。决没有人会回信。写了几百封信，却还不认识您，甚至没见过您的面，只知道作者的名字，读过她的书。不认识您，您不存在，没有身体，没有微笑，没有愤怒，没有深夜在车中开的玩笑，没有床上的爱情，这些全部没有，只读杜拉斯这个人写的书。
只收到您的一个字：来。于是我来到了特鲁维尔，并且留了下来。我没有走，您也没有走。我们呆在那儿。不即不离。两个可怜的人。我们一无所有。那些钱一点没用。毫无用处。那些钱使您很高兴。这怎么可能呢？赚这么多钱，难以置信。您真是了不起。
您说：“我要给您买两件上衣，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圣洛朗时装店。流浪者当腻了。幸亏，我手指上还戴着钻石，人们马上能看出我不是乞丐。而您呢，您那副怪样。不，我想看见您穿得体体面面的。”
我们来到时装店，您对店员们说：“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想买两件衫衣，他穿的。我先告诉你们，我要你们给我打七折。我来之前给你们老板打过电话。我自己嘛，我不要上衣，什么都不要。我马上就要死了，不知葬身何方。”店员们说：“没错，我们知道您要来。夫人，请坐。”
您坐了下来，看我试衣。“不，不要那件，您看得很清楚，那根本不适合您穿。转过来一点，走几步，让我看看是不是合您的身。”我照您说的做了，走了几步。店员们忍着不敢笑，我却想哭，想把它们全都扔掉。
“你们知道，这很适合他，看！啊，是的，扬，您得买这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装。大家都说好。您得买这件。非常适合您，什么都不用改。我跟你们说，他身材一流，模特儿的身材。好，再来另外一件，要花哨一点的。因为我们经常去特鲁维尔，我在黑岩公寓有个套间。拿一件浅色方格细呢的上衣给我看看。很好。就要这件。扬，拿着。我把它送给您了。”我说好。您开始付款，并说：“千万别忘了给我打七折。”
我们走出商店。我穿着那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衣。您说：“您在我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