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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
然后便留了下来。
您很快就说：“怎么摆脱扬？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恨这个家伙，遇到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命。他留下来了，什么都不干。一个傻瓜。没有任何尊严，我把他赶出去，扔掉他的手提箱，他又回来了。他留下了，一言不发。”
您无法摆脱我。我也摆脱不了您。我试图出走，但又回来了。就这样。就是这样。
是的，我在那儿是为了记录您说的话，让您写作，而我却一言不发。您在创作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故事，而我却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因此而留下的：不让您停止写作，让那些字落在纸上。但愿这些书能写完，献给所有的人，献给所有的读者。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正等待着他们呢！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我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不把自己当作您，当作杜拉斯。不，这个名字只属于您。您很孤独，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孤独地写作。您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任何人。然而，我留下了，我还是留下了。我就这样留了下来，既无法避免，又似乎偶然。“一个祸患，”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假如您留下来是为了钱，我先告诉您，扬，您将一无所获，毫无所获。甚至都没必要抱有希望。”
不，我没有任何希望。不希望得到钱。什么都不希望得到。只希望看到您。您依恋着我，我依恋着您，“建立一种愚蠢的、荒谬的联系，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您这样说。毫无意义，是的。然而，它却存在。什么东西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好像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证明，永远有待于证实，永远有待于检验。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证明。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有文字，只有真实。这种真实总想来到我们之间，有时它也存在，具有一种难以保持的魅力。所以，应该置之不理，应该相爱，更爱这个世界。它回来了，它在那儿。文字的真实。
文字的真实（2）
11
那是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您躺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
您死了。
雅米娜 · B合上您的眼皮，用一条布带把您的头包了起来，想让您的嘴巴合拢。雅米娜是个阿尔及尔来的医生，和我们呆在一起一年了。她负责给您看病。
整个晚上我都躺在您身边。您抓着我的胳膊，揉着我的胳膊，您还有不少力气。您抓着我的胳膊，我躺在您身边，一动不动，让您抓着我的胳膊、我的手、我的肩。我知道应该这样，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您能做的一切。
您不说话，闭着眼睛。
晚上，埃尔韦 · 索尔教授来了。他说您马上就要死了，在几小时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毫无疑问。“没必要去拉埃内克医院了，她呼吸没有痛苦，没有脱水，用不着对她进行抢救。”
他留下来跟我呆了一会儿。我们谈起1988－1989年间在他工作的拉埃内克医院进行抢救的那九个月。那时出了奇迹，生命复苏了，您回到了人间，完完整整，脸上挂着微笑。这次，奇迹不会再出现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回到您的身边，伸出胳膊，把手递给您。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胳膊，躯体的其他部分一动不动。我躺在您身边，没说话。我知道您已经听不到什么了，只有胳膊和手对您来说还有点意义。我知道您已经死了，但心还在跳，必须等到心自愿停止跳动。六点左右，我决定回自己的床上去躺一会。我离开了您，让您躺在您自己的床上。灯亮着，门开着。也许是一声呼唤，一声叫喊。我不知道。我睡着了。八点左右，我听到雅米娜来了，我不想起来，我想雅米娜会比我先到的，我让她去。我完全相信这个女人，她已经学会爱您。我试图重新入睡。我想长时间地睡一觉。我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雅米娜的声音。她在我房门口叫我：“快来！”
我明白了。心跳停止了。您真的死了。永远死了。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自古就有，并将一直存在下去，世界各地到处都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会轮到。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这件普通的事发生在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发生在您自1942年起就住在那里的那个套间里，发生在那个房间里，那个书房里，那张年轻的寄读生睡的小床上。是的，那天，这事发生了：您死了。
2月29日，您就与我告别了。当时我在伽利玛出版社，在大厅里。我忘了去那里干什么。雅米娜打电话给我。我在任何地方她都能找到我。她说您不好了。我立即明白了：情况严重。我知道雅米娜之所以这样通知我，是因为情况真的很严重。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
您半坐在床上，靠着枕头。您看着我，我发现您马上就认出我来了。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我也拥抱着您，笨口拙舌地说：“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您要去哪？为什么要说永别？”
您没有回答。您继续看着我。您知道我已经明白您要死了。我知道没必要撒谎、骗人、说笑话。我从您的目光中明白，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我沉默着。后来，救护车到了。早上，当您出现轻度昏迷时，雅米娜就叫救护车了。她已经发现问题很严重，叫了救护车，我则坐在我的手提打字机上。医生们进来了。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我说没必要送她去医院了。他们说，确实没必要了。
就这样，您一直坚持到星期天上午，坚持到八点钟左右。心脏真的停止了跳动。您无法制止死亡，我也无法制止死亡。我让您死去。您很孤独。我陪伴在您身边。您抓住我的手，又往上抓住我的臂，抓住我的肩膀，您紧紧地抓着，我感觉到您的手抓着我的皮肉，我知道您还不知道是我，是扬跟您在一起，躺在您一动不动的身躯旁边。您双眼紧闭。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等待那件事，那个词：肉体的死亡。为什么会死？为什么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死神落到了您头上，落到了圣伯努瓦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话可说。只需证实死亡。心脏已停止跳动，所以不可能再活着。已经死了。您已经死了。独自一人死了。可以说，独自一人被死神带走了，而我还活着。
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立即想到要安排殡葬，随后，通知您儿子。“你母亲死了。”我不能这样说，我还不能说这句话。我打电话给您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
我现在觉得，真正的永别并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应该早几天。那时，您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但情况稳定，料不到您这么快、这么迅速就会死。那是在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您的床沿上，您躺着。我们说着话。您在说。我忘了您说了些什么。后来，您抚摸着我的胳膊、我的肩膀，还抚摸我的脸。摸了好多次，我并不感到奇怪。一段时间以来，您经常这样。那天晚上，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您抚摸得很有力，摸我的脸。这已经不是抚摸了，不。您的手好像在给我的脸造型，好像您在造我的脸，画我的脸，好像您想看看我的脸有多大，想突然把它造出来一样。您把我弄痛了，我对您说了。我说我的脸要被您弄破了。您没有回答。您好像在说：“又来了，他什么都不明白。”您继续揉我的脸，用手揉，想看看我的头有多大。您已经想起我来了，不再失去我，不再昏迷。您和我在这张脸上重逢了，因为在您身边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有可能是别人，但情况不是这样。是我，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是这样。我让您揉。您揉得越来越快，您好像在给我洗脸，用海绵给我洗脸。我的脸成了一块面团，任您捏，任您揉。我没有制止您。后来，您停住了。也许累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您的手最后一次这样摸我，这是最后一次您这样用力碰我，好像想把这张脸带走，让它与您一同消失，与您的脸一同消失，消失在人们将把您放入的棺材中。不，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是的，我知道您快要死了。但既然您活着，既然您还这样抚摸着我的脸，我想您就不会死了。死神远离了。您没有虚弱到那种程度。您能吃能走，站得很稳，跟我说话。事实上，一切都很好，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
然而，我又知道您极有可能死。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您活不长了。那天晚上的那种抚摸，的确是最后一次了。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您呢？您当时知道吗？您说：“会好的，别担心，会好的。没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这是一种和蔼亲切的说法，是想把我留下，想再跟我在一起，想最后再爱一次？这是一种感激，想让我和您一起死，让我的脸就这样被您的手所摧残？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不能这样说。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但您不能再作证了，因为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您死于法国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了。死在您的床上。死在您写了那么多作品的房间里的床上。从1980年夏天起，我就跟您呆在那个房间里。从此，这个房间消失了，解体了，重修了，重新刷过了。住了其他人，诞生了别的故事、别的疯狂、别的生活。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在那个房间里了。搬出去了。您去了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我去了圣伯努瓦路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门牌。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带床的房间。一个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