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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我们喜欢那段音乐，喜欢那辆不知为什么行驶的卡车。不知道它驶向何方。那个女人，那个逃离禁锢、犹如平民的王后，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是的，我们喜欢她们。
还有，埃内斯多，《夏雨》中的那个孩子，他并不遥远，他在游荡，他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向他的兄弟姐妹背诵着《传道书》。
他可能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
是的，他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兄弟。他们互不认识，没必要认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既离又分。灰眼珠的那个小男孩也在，和他们同在这个世界中。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他们在行走，来来往往。他们去了哪里，互不理睬。没必要。他们全都一样，同样天真，同样完美，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走着，散着步。有时，他们被认出来了，被看见了，被人看见了。他们摔跤了，不知道如何对付那些看着他们的目光。他们害怕自己的天真，怕伤人，怕给人造成痛苦，什么都怕。他们想跟大家一样，不想分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彻夜不眠。他们和我们一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活着。
是的，我听到您说的话了。我看见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您口述着《夏雨》。完整的书名应该是《暴风雨的天，夏天的雨》。句子很对称。后来，我们觉得太长了。您决定删掉前半句。完整的句子书里面有。
您在拉埃内克医院住了九个月。昏睡了九个月，日夜输氧，没有呼吸辅助器您就无法呼吸。我每天都来，看见的是一具躺在那里呼吸的身躯。那是1988年秋天。过了年您还躺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和那台帮助您呼吸的机器连接在一起。后来，我不知道是病毒还是微生物使您的病情变得很严重。血压很低，身体发冷。我给您戴上帽子，盖上被子，心里非常惊慌。我相信您完了，我们几乎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听天由命，等待着，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决定让您醒来，我们不让您吃安眠药。
您睁开了眼睛。
您看见了我。
您并不感到惊奇。我在那儿。您复活了，您活过来了，您说：“我要继续写埃内斯多。从这里一出去，我就要把这部东西写完。”
还得等上几个月才能回圣伯努瓦路。我们俩从医院里开车出去。那是1989年夏天。九个月来，您这是第一次出去。我们出去时，您带着氧气瓶，您还需要氧气瓶，还有我。您说：“去森林吧，凉快凉快。”我们去了森林。一片碧绿。那儿的一切都是绿的。树木。您哭了，说：“我忘了这些树、这片绿。怎么能忘记它们。没有这片美景如何是好？不可能的。不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树，这片森林。”
您哭了。
我慢慢地在森林的小道上行驶，看着在张望的您。我任您一个人看着，任您为这么美丽的景象而流泪。
您说：“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开着车在森林中行驶。
您不想回去。我说该回去了，晚饭早就准备好了。您说：“他们可以等。他们做的东西难吃极了。对，我们去买三明治，我们去‘拉杜雷’。那里的三明治天下第一。上学时，我有钱就去那里。肥肝三明治，太好吃了。走，迟点回去，这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去了王家路。我买了一套各式三明治和巧克力杏仁饼。
我们回到医院，看到推车上放着两个托盘，饭菜用一个不锈钢罩罩着。您掀起盖子看了看，说：“不可思议！”您按了铃，说：“这东西根本不能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三明治。”我们拆开三明治吃了起来。您说：“一点都不好吃。这杏仁，让人难以置信。”
6月底，天很热。天安门广场出了事，您在电视上看着那些中国人……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信件多得足有几公斤重。您坐在桌前，把所有的信件都拆开了。您打电话给保尔 · 奥查克夫斯基…洛朗斯1，您说书很快就将写完，“是的，我很好，一切都好。我会写的。我最终会尽量把埃内斯多的故事写完。也许是一部电影。我很乐意。”
是的，您开始写作，沉浸在一种幸福中，一种欢笑，一种让人赞叹的自如中。您没有受到损伤。您口述，我打字，我们和那些兄弟姐妹一道大笑。那个孩子，埃内斯多，他独自在念《传道书》。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维特里…拉…塞纳2的那个家庭。他是那么爱这个家庭。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抛弃一切、离开、自杀。不要爱母亲，爱父亲，爱兄弟姐妹，爱那本被烧毁的书和那棵巨大的树。他如此孤独，让人落泪。
我们去维特里，我们去看那棵树。
在一个月当中，我们天天去维特里。我们看着那棵树。我们来到塞纳河边。您下了汽车，说：“这条河，世界上所有的河，人们横渡河流，这些，我永远都看不够。”
您靠在栏杆上。
您什么话都没说。您望着眼前的景象。
这条河流。河流那边是什么？
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继续写作。电影也要拍了，片名叫做《孩子们》，书几个月后将由P。O。L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夏雨》。那是1990年初的事。
现在是1996年1月。您没有忘记埃内斯多，没有忘记那本被烧毁的书，那本翻开的书。怎么能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哪怕没有读过它，它也在那儿。我们在心里记着它。
我说：“那是我们的心。”
文字的真实（5）
这是《全在这里了》中的句子。必须消失的书。您重新创造着《传道书》中的文字。这时，几乎一切都耗尽了，已经奄奄一息了。您这样向我口述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一劳永逸。虚荣中的虚荣。水汽中的水汽。”您这样说着，好像您已经不在人世，不再和我在一起。您说：“这是谁写的？谁写了这些文字？”我打着字，不，我用手写下了《传道书》的这个新版本。您不知道您正在写这些文字，几乎不知道。然而，您像以往写作时一样写着这些文字。差点死，似乎差点丢命。命多大呀！您说着《传道书》中的这些话，检查，修改。当着我的面独自修改。时间很短。只持续几分钟。您精疲力竭，疲惫不堪。我第一次听到这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您无法想象我累到了什么程度。”
累得再也无事可干。等待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
您说：“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我说不，我们要结束这本书。您还要写。您又向我口述了几个句子，然后，结束了。您说：“结束了。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写了。”
几天以后，真的结束了。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拿这具死去的身躯怎么办？不再看它，尽快把它安放在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完了，然而，并没有完，还在继续呢！名字还在。书名还在。也许还有更多。谁知道呢？也许您并没有死；也许别的手在抚摸着您，比如说抚摸着您的脸；也许还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时间；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为您的去世感到惋惜，有时，我在晚上往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打电话。电话在空响。我又开始重拨，相信您也许会说：“谁呀？来吧，我等您！”是的，有的晚上，我就做这些事，我变蠢了，变疯了，没有忧伤，没有哀愁。由于没有真正弄明白，没能确实证明您还活着，我疯了。于是我胡来。
我什么都不干。我在等待。我什么都不想。不想您。怎么可能想不能想的东西呢？就是这种想念使得我们匮乏和贫穷，并且与她更加接近。一起生活。
然而，我还活着。我在给您写信。我在写信，写书。不是文学，才不是文学呢！仅仅是和您在一起，仅仅是活着。您完全不在了，我对此一无所知。什么都不坚持，除了思念。想您。想所有死去的人。想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想我在蒙帕纳斯公墓见到的所有名字；想您的名字，您的一生；想别的名字，想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想所有活着的人。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爱？怎么写？怎么看？怎么喊？怎么听舒伯特的音乐、重新学习一切、像以往一样相爱？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胜过一切。但这是大家都能遇到的事，别以为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也不特别。
告诉我，谁是那个弗莱德里克？您给他写了那么多信。
那是一个写作的人。一个没有自杀的人。他像疯子一样写作。他知道一切，却又不愿知道。他疯了。发疯地爱上了上帝。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对我怎么办。他不想见我。他爱我。他说：“住口！”他不知道怎么办。而我还活着。我在等待。您明白吗？
我明白。算了！什么都别干了。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活着。虽然跟您分开了，但我想您。您看，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看见您了。您踯躅在小酒店里，您又开始闹事，您随便给人写信，见人就拥抱，别人对您笑一笑您就献花。您活着，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拿您的身躯怎么办，拿您的灵魂怎么办。
弗莱德里克爱您。您说说，您将把他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在其中，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把你们两个人都留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里，我把你们留了下来。您，还有他。好了，我不离开你们了。我要全世界。除了世上的一切，还有那场爱情。为了您，不，为了您身上的东西。您身上的什么东西？他身上的什么东西？爱什么？爱谁？
您知道除了我什么都没有。您经常回来。您没法不这样做。
弗莱德里克，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不，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
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