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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这是第一次碰到：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亚 · 斯坦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信使出版社出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 · 雷吉和比 · 奥吉埃、米歇尔 · 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亚 · 斯坦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亚”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亚”。
她给我这样写道：“我为您写了《奥莱丽亚 · 斯坦纳》这部东西。我并不认识您。我读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着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这么一件事：拍电影。我将不那么孤独。”
我又重新给她写信，每天好几封。我疯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帕特里克很痛苦，回来也少了。他在的话，我们便喝一些酒。我写了些诗，一些短文，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有几个晚上，我通宵打字写文章。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美丽的痛苦。喝酒。我喝点“芝德拉”帮助睡眠。我睡到下午才起来，听《印度之歌》。我独自呆在欧仁…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
有一天，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我必须走，离开这个套间。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学医，要住在这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
我走了。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里面装着几本书。
后来，是的，我到了那里。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我知道她在那儿。我每周都读她在《解放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她谈论波兰、格但斯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石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在旅店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两小时后，我又打电话给她。这时已是傍晚。她说：“还没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到浴场路去买一瓶红酒。”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那是特鲁维尔最好的杂货店。她问：“您明白了？不会弄错吧？”我去了浴场路，找到那家杂货店，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然后走进黑岩公寓的大厅。那时可能已近七点。我仍然傻乎乎地夹着那把雨伞。
“我住在二楼。您在走廊里不会迷路的，走到头。在大镜子的右边。”
我敲了门。她开了门，露出了微笑。她拥抱了我，说：“您知道，有门铃的。敲门谁也听不见。”
我打开红酒。酒很差，软木塞的那种。她说，我听。她说：“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难，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我们喝着酒。她说着。我在那里听着。我在黑岩公寓的那个套间里。她对我说：“您来看，这里很漂亮。有两个浴室，其中有一个豪华得让人难以置信。普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住在靠海的那个套间。我喜欢靠院子的那边。整天都是大海，不分日夜，烦死了。”
我一言不发。我听着，她说：“您来看最漂亮的东西：阳台。对面是油港勒阿弗尔。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那艘大型客轮似乎向我们驶来，其实它并没有动。我喜欢这阳台，喜欢这烟囱和那水晶般的灯光。”
不知不觉，一下子就十点钟了。她说：“您一定饿了，我却一点不饿。您去中心酒店吧，那里很不错。我把给《解放报》写的东西再看一遍。”
我不敢进中心酒店。我在特鲁维尔瞎转，从俱乐部走向海滨，走向鱼市场，十一点钟左右，我回去了。她问：“怎么样？不错吧？”我回答说：“没有座位了。”她笑了，说：“这个季节，在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子。好啦，我还有块冻鸡。”我吃了。她说：“别浪费旅馆费了，而且，到处都满了。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他不在，您可以睡在那里。”那里有两张床。她说：“我们去勒阿弗尔转一转吧！我想让您看看勒阿弗尔的美景。灯光，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她开车，一辆“标致104”。她带我看了一切。那是在晚上。她说什么我都说“是的”。
“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有一天，我会把它拍成电影，把所有这些灯光都拍下来。”她说。
接着，她开始唱起来，麻雀，粉红色的生命。我也跟着唱起来。她说：“走调走得这么厉害，真是难以置信。我来教您吧。”于是，我们俩一起唱起了《粉红色的生命》。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1）
我们回到黑岩公寓的大厅，坐在镜子对面的大扶手椅上，面对朝着大西洋的篱笆墙。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厅。她想喝一杯酒，我上楼回套间去拿酒瓶。她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种安静，绝了。您在听吗？”我说是的。我们喝着酒。在这安静的大厅里只有我们喝酒的声音。我们上楼回到了套间。她给了我两张床单，拥抱了我。
我在这里，和她在一起。我留下了。我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和您关在这个悬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我睡在您儿子的房间里，睡在第二张床上。您睡在院子那面的大房间里。很快，我也跟您一起睡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我们不分离了，我们一起喝酒。我留下了。我用打字机打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您口述，我怕跟不上，我打字打得不熟，用三个指头打。她笑了，说她从来没见过谁用两个指头打字打得这么快。我们写着那个灰眼睛的孩子和年轻的辅导员，写波兰、莫扎特之爱和这句老话：我早就爱上你了，永远，永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去勒阿弗尔，一起笑，一边唱“麻雀”。她说：“好多了，您不那么走调了。您会唱好的。”
有时，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客厅里等，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我看着高高的窗户和窗帘上退色的玫瑰。窗帘已经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晒焦了。我什么都不干，盖上被子。
我等待着。
“什么都不干，到了这种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也不坏。您以前也是这样吗？”
1980年9月，每周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80年夏》。她把书题献给我。从此，我就取了“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
2
她把我父亲的姓取消了，留下了名，扬，即让，让…巴蒂斯特。我的生日是6月24日。她加上了我母亲的名字：安德烈亚。她选择我母亲的名字，肯定是因为它与我父亲的名字元音重复的缘故，都有个a，半谐音。她说：“有了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安心了。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谁都不会忘记。”
她取消了她父亲的姓：多纳迪厄，选了洛特…加龙省的杜拉斯村的村名。那地方离她父亲在帕尔达扬的老屋不远。我们俩都是化名，笔名，假名。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真名，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字，因为她写了这些名字。正是她写了这些名字，安排了它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一切都可以开始了，因为她给我取了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被写在了一本书中：《80年夏》。
几个月后，她开始拍《阿嘉塔》，兄妹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影片的全名叫做《阿嘉塔或无限的阅读》。那也是一个剧本。电影是在特鲁维尔拍的。比尔 · 奥吉埃扮演妹妹，我扮演哥哥。电影的配音，妹妹由杜拉斯配，哥哥由我配。
拍电影可怕极了。我什么都不会，我不懂，我不会走路，她让我在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穿行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忘了怎么走路了。她喊叫起来，想让我根据她的要求走，像她那样走。我办不到。最后，她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靠得很近很近拍戏，拍脸，仅仅拍脸。我看着摄影机和她，她跟我说话，给我讲述《阿嘉塔》这个本子，讲述兄妹之间的那场爱情。这些方案后来被用在一部她称为《大西洋人》的影片中。那是一部长五十分钟的影片，一片黑。只听见她的声音，只有她的声音，漆黑的画面中杜拉斯的声音。有时也出现我的脸，她跟我说着话，说我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