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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吴虹飞在没有发问之前，就已先天让文字与提问有了卖点；而且，我们也可以认定，吴虹飞也基本属于“好玩的”人，虽然在提问中时常故作深沉，但本性难移，“好玩”对“好玩”，于是文字便闪了光。
一直忘了说的是，吴虹飞乐队的名字，也和幸福有关，叫“幸福大街”。或许，阿飞姑娘是希望走在音乐的道路上，能不断看到幸福的风景吧！但不知，和这么多“好玩的”人问答之后，会不会转变一些看法？其实，走在“好玩的”人群中间，才是走在真正的幸福大街上，美好的人生与人性才是最好的风景。当然，吴虹飞会继续针对幸福发问下去。但其实关于幸福，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诠释，只是答案的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来自自己内心的回答。而内心的回答，是在音乐中，还是在文字里，或是在忽然安静时？或许哪一天，吴虹飞会说给我们听。
2006年10月
第55节：马晓春序
马晓春序
一个“笨”记者和一个聪明人
认识吴虹飞大概是在2004年夏天。那时《南方人物周刊》刚创刊，我也刚刚出了一本新书——《黑白之间：
十二败局反思》。杂志社让她来采访我，而她并不认识我，绕了几道弯才找到我。我们约了在棋院见面。
看得出她不懂围棋，因为她一边拿着我写的书，一边拿着密密麻麻的采访提纲，有时提的问题的确很外行，不过还算顺利。
将近一个小时，采访宣告结束。令我吃惊的是，她在临走前送给我一张CD： 眼前的这位记者居然是一位摇滚乐队的主唱！关于这位主唱的介绍是：
清华大学的双学士、硕士，作家，出过好几本书……
访谈后来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据说非常成功，被不少杂志报纸转载。通过这篇报道，吴虹飞在体育界，至少在棋界变得小有名气了。
她是一个诚实的记者。就当今的体育界而言，她往往要吃亏。我记得去年她有一次飞到湘西凤凰，奉命采访李昌镐。当时记者们都围着李昌镐七嘴八舌地问问题，第二天反正都见了报，吴虹飞却不知所云，半天没有吭声。我嘲笑她说，有些人根本就没采访，也能编出一整版，你这又是何苦？她却很认真地说，我听了那些问题了，都是不中要害的，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好好谈。那一次因为李昌镐太忙，她没能约到专访，结果据她说，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自己出了路费。
其实，在当今新闻界尤其是体育记者圈里，不要说问几个问题就编出一篇长文来，还有些根本没有此事就完全造假的报道。而吴虹飞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却不是很懂得“引经据典”，自由发挥，做了许多“无用功”，实在是有些“笨”。
但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我想，不管初衷如何，她对待职业的态度是诚恳的、充满耐心的。《南方人物周刊》近几年成了一本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和吴虹飞们的努力和诚恳是分不开的。
去年夏天，她去了美国旅行。我就很奇怪：
一个单身女子，没有任何公派，属于最难通过签证的那类人，不知老美是怎么放心让她去的？后来她告诉我，她一进去就对签证官说，我是一个摇滚歌手，也是一个作家，我想去美国看摇滚乐演出。大概别人是看到了她的诚实，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给她签了。
十一月份她过生日，曾给我打电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她同月同日生。我就开玩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知道，我看过他的《罪与罚》；但你的小说，一会儿这个死了，一会儿那个死了，我一直没看明白，看来你和陀氏太不沾边了。
在这个浮夸的年代，大家都需要有主动“秀”自己的勇气。我觉得吴虹飞其实有些偏内向，不是很善于表现自己。至于她的采访写得怎么样，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访谈录，这是从她三年记者生涯的四十五万多字里精选出来的。除了棋界，书中还写了许多文学、音乐、电影、学界里的知名人物，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她尽量生动、贴切、翔实地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好些了吗？》是她的第一本访谈录，我认为她写得非常精彩，希望以后能够看到第二本、第三本。
2006年11月
第56节：作者后记
作者后记
做记者是偶然。2003年的10月，一个朋友邀请我给《新京报》写专栏，当时这家报纸还没有创刊。后来文化副刊的负责人说，何不来做记者呢？
这个我真是没想过。那时我刚离开学校，在一个国营出版社不知所云地混日子。我就去面试了，很心跳。人家问，你有什么经验？我简直是无言以对：
我没什么经验，而且也不是很善于辞令。但还是做了记者，做的是最不好写的人物专访。《新京报》的口述个人史，始于我，却发扬于后来的同事们。
我虽然在学校辅修过一些新闻课，也假装训练过倒三角体和“5W”，而后来清华的传播学院也是发扬光大，令人始料不及，我却没有得到它的真传。我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虽然沈公风趣幽默，人也和蔼，还用旧上海的派头叫我“吴小姐”，我还是紧张得有些哆嗦。打开录音笔，沈公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个小时，我还在美术馆街蹭了他一顿饭。回去一整理，叫“不良老年忏悔录”，红白恋人的事情都写上了，八卦得很，而大家都赞赏沈公之放肆大胆。后来我还邀请沈公参加我们的唱片首发式。那个酒吧乌烟瘴气，喧哗嘈杂，各路人马都在，沈公单枪匹马前来，混迹牛鬼蛇神当中。他真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端的是处乱不惊，这个我很佩服。
音乐是我的最爱，不能侍奉它，怕是人力天意之不逮，而工作是另一个；我喜欢把这些截然分开。后者很像是一个过分严肃的朋友，经常让我诚惶诚恐。可是我依然感激我的工作，它帮助我渡过自我的难关，当然也给我带来过额外的焦虑。可是谁不焦虑呢？在这个神经质的世界。
我因为性格愚驽，经常口不择言。比方说，和艾未未聊天，就问，艾青是你爸爸吧？他就有些讥讽地说，他其实是我舅舅。我竟然没头没脑地顺口说，哦，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爸爸。
但他还是好。他率领大队人马来看我演出，一口气买了我20张碟，甩出四张大团结来。于是我大热天的背着乐队的光盘送给他，走在路上，跟个倒卖光盘的人似的。他还担心地发短信说：
不要卖掉呀！
做人物记者一晃就是三年。我其实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居然做了记者，而且居然做了这么久，我自己都想不到。其实到了2006年的3月份，我的主编凭着一种浪漫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要给我“创作的自由”，我于是没有了薪金，在之后的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依靠那一点点的稿费（我只给一家杂志写稿，因为写稿太累了，没法写其他的了），我其实一直入不敷出，不停地搬家。我的书堆在箱子里，太沉了，有时候到了夜晚，也是惶恐地扪心自问：
这三年，写了47万字的采访，没有做出一张专辑，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小说，就浪费在劳碌和奔波上，值得吗？
所谓才华，不过是风，在最年轻的时候，浪费了就浪费了。我用的是我最不擅长的一面，和主流接洽，努力和人们对话。是否值得我不知道，但我已经尽力。我并非人情练达之人，访谈没有什么寒暄，也只是提些职业性的问题；有时东拉西扯，倒是令一些受访者有些疑惑呢！我曾经对一个同事说，其实我采访人的时候，经常大脑一片空白，别人说什么，我都记不住。那个同事很惊讶地说：
你是怎么修炼到这样的境界的？而在恍惚之间，完成此书，却是经过了字字推敲。这本书，其实写得都很平和，我一直想这样给这本书取名字：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1999年秋天，乐队“幸福大街”成立。2000年春天，遇见男友。2001年底，乐队签约。2002年9月，录音完毕。然后是学位延期，男友结婚，我苟且于国营出版社，唱片迟发，居无定所。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我在《新京报》；2004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我在《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5月，新发的唱片两万张遍布全国，虽印制有些粗劣，但我心满意足。如是八年过去，波澜不惊。感谢工作，容我栖身，让我可以在劳累之余，转身再带乐队。我想重做一支民谣乐队，以完成我的心愿。我很怕老，怕我不能再爱。
我要感谢以下这些人：
《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老师，杨子、万静波老师，是他们的宽容，令我有了发挥的余地；《新京报》的李多钰，是她带我入行。我从此以笔为生，真是宿命。
还有我的英俊的、长满青春痘的同事王年华；提供图片的娄林伟、姜晓明、郑萍萍。和他们共事，我很愉快。
第57节：书评1 越走越好
书评1
越走越好
陈艳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这个显得有些突兀的问题成为了一本名人访谈录的书名，由此使得这本书在这个日益彰显个性的时代有了几分异样的光彩。在大多数人都在算计自己物质获得的今天，能执着地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