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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吴虹飞：
看您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您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
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一张地毯。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吴虹飞：
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您还看不惯呢？
余华：
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然热烈而诚恳。吴虹飞：
可以问您的政治立场吗？您是新左派？
余华：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的穷人，到了《兄弟》才出现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我在看待这个社会时，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看。我听说过很多奇特的富人故事，我的反应就是吃惊。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悲惨的贫民的故事时，我感受到的就不是吃惊，而是震撼了。而且会很长时间想着这个故事。我想，虽然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可是在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偏左的。吴虹飞：
您有没有关心到国内最近的一些激烈争论？
余华： 我很认同汪晖的发言方式。他要是没做过大量调查，没做过缜密分析，是不会轻易发言的。吴虹飞： 比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强烈批评，您怎么看？
余华：
郎咸平拿这个做文章有他的道理，可我的感觉，他总是在强调某一方面，疏漏其他方面。我记得1996年或者1997年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时，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说的一个数据吓了我一跳，说有一万多家国有企业是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亏损的，一直亏损到90年代后期，差不多亏损了40年。所以国企改革极其艰难，里面的复杂性是难以表述出来的。
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然他的有些观点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别人指责任志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潘石屹出来指责任志强，我就很难理解了，任志强还盖过相对便宜的房子，潘石屹在北京盖的都是很贵的房子。吴虹飞：
对这些状况，您的态度是？
余华：
首先我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贫困的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对自己所处时代充满了兴趣的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兄弟》。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在美国的七个月度日如年，再住下去就要发疯了。当时晚上睡着了做的最好的梦，就是回北京了。后来又从美国去了巴黎，从巴黎回北京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像着北京多么美好。到了北京，2004年3月底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迎面遇到沙尘暴（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余华：
我不赞成简单的抗议，也不赞成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这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现在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狭隘，有些表演的性质。要是人人都在骨子里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不是到街头去游行去抗议才是民族主义，砸商店烧汽车不是民族主义，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图像，当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图像时，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有点难过。这种缺少理性的行为，是西方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喜欢这些画面。少数人在那样做，只能算是民粹，民族主义应该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余华：
吴虹飞： 您通过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了信心？
余华： 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一切都会没有信心。吴虹飞： 我们继续谈一下您对美国的印象吧？
余华：
从地图上看，感觉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可是坐飞机时感觉美国比中国大。我从东海岸的东北角飞到西海岸的西南角，从波士顿去洛杉矶，在亚特兰大转飞机，11个小时，感觉从北京去欧洲了。在美国坐飞机五六个小时，家常便饭。吴虹飞：
有没有觉得游历让您的视角和心态有所改变？
余华： 有人问我： 写随笔对写小说有帮助吗？我说：
没有，只有害处没有帮助。现在发现是有好处的。在我写小说最好的几年里，我突然停下小说写随笔，我重读了很多经典文学，感受很强烈，这对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
前些年我经常出国乱跑，就有人问我： 出国对你写作有帮助吗？我还是说：
没有。写完《兄弟》后，我发现自己的回答错了。我在国外时和出版商、记者、作家聊天，我讲我童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以为我30多岁，其实我40多了）。他们好奇地问：“你还很年轻，就经历了这样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拥有无尽的财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体味，如果离开现有的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年来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我了解了自己。
贾平凹： 守住灵魂的侯
贾平凹，1952年农历二月廿一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街。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和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贾平凹文集》（包括《天狗》、《浮躁》、《晚唱》、《我是农民》等14卷），以及《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四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并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了二十种版本的作品，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2003年的春天，动笔写《秦腔》之前，贾平凹祭奠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他的书房当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汉罐，日日燃着香，他亡故的父亲、伯父、婶娘，在他面前涌现。他叹气、摇头、心情复杂地回忆着他们，令他们在《秦腔》中，一个一个地，复活。
家在一处，书房在另一处，贾平凹生活简单，散漫，没有常规的作息。一年零九个月的写作，白天带着妻子擀成的面条和包好的素饺，赶到书房。门窗紧闭，灯光大亮。到了夜落，招引两三个好友，到常去的茶室喝茶，打牌，消磨一个晚上。
寂寞是难熬的，他写字：“精神寂寞方抚琴”。他画画，画玄奘的像，画朝天悲嚎的猫，画出浴的贵妃美人。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古有“封侯”一说，他的解释是：
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自己。
他从小在病中度过，一直是病色，却从来不进医院。个子不高，以为自己丑，“形象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家庭成分不好，容易胆怯紧张，所以长大后，也不喜远游。自卑，年轻时见到女孩子，十分害羞。这些在后来作品中都有反映，却都是反着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