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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本报对租界当局向抱合作态度，对于局（工部局编者）方任何意见，无不在不妨碍本报基本立场的原则上，竭诚予以接受。甚至如七月十九日局方通知此后凡来自重庆的一切政治性宣言，一律不准登载，虽然我们认为此种不公道的劝告，未免强人所难，但仍愿在局方的指导下，觅得一两全的出路。昨夜的事情，虽然出于仓卒，事先并未接获局方的正式通知或解释，但我们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拒绝，亦无法拒绝。但我们始终觉得这是开上海新闻界未有之恶例的不幸事实，不能不向工部局明白申请，希望当局对此重加审慎的考虑。
这一片片空白
（1940年8月13日）
读者今天翻开本报，但见空白满眼，一定会发生一种异样的感觉。所以然的缘故，明人不必细说，大家心里有数。在我们固然除了对读者深抱不安之外，更感觉说不出的痛心与苦闷；就是执行此种不快工作的两位先生，对此也必深感不快。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种谁都认为不愉快的事实，只是在当前“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暂时现象。我们极愿谅解当局的困难，但任何形式的检查，毕竟不是我们所能乐于接受。但愿明年今日，读者都能看到他们所欲看到的一切消息，至于这愿望的能否实现，则要看大家的努力了。
我们不说漂亮话 答复爱护本报的读者
（1940年8月14日）
昨天本报与读者见面后，一个下午接到四十三封来信，都是对于本报新闻被检查者抽去一事深致安慰与鼓励。这种可贵的同情，使我们异常感激，也为我们添注不少继续奋斗的勇气。在这些来信中，只有一名署名余田的读者，劝我们“与其受迫，不如停刊”，我们十分体会得到这位读者的激奋的心理，因为那正是我们在受检查时所发生的同样的情绪。但我们不会忘了某方千方百计，向本市舆论界进行破坏工作，甚至不惜利用绑杀恫吓种种卑劣的恐怖手段，无非要达到使我们噤口不声的目的，如果我们真的停刊了，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受迫不如停刊”这种说话虽不失为漂亮，但我们深感于自身责任的重大，在这种窒息苦闷的空气中，尤应在可能范围内，更艰苦地努力下去，非至力竭声嘶，决不罢休。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对于爱护本报的读者们的唯一的答复。今后当我们认为有非登不可的新闻而被迫无法登载时，为了表示坦白，仍将不惜牺牲篇幅，让读者于无言之中体会我们沉痛的心境。
我们在拆阅一封封读者来函时，觉得羊角君所说的话，最足以代表一般读者的反应，特为转录如下：
“尚未翻开报纸，触入我眼帘的是一大片空白。平时在这些空白的地方是我所急切要知道的新闻；每天我热望着的精神食粮。可怜！仅有的这些些新闻；这些些精神食粮，现在也遭受克扣了！然而，难道饿死不成？
“熟视搁在膝上二手持着的报，东一块空白，西一块空白，觉得在这种黑暗灰色的场合看见了这种空白，更觉难能可贵，更觉可爱，这空白当然不是编辑者交‘白卷’；相反地，正可表示出编辑者心胸的‘坦白’！
“抽去了些底稿，使这些报纸留下一大片空白。然而当这些空白的报纸飞扬到各处的时候，各人会填进他们心中要说的话，正是这些空白中要说而遭禁止的话。天下有正义和真理。掩住一个人的口，遮不住千万人瞪着的眼。真的，这些空白又好象编者们的‘白眼’，于是千万人瞪着的眼眨了眨，‘明人不必细说，大家心里有数’。有数！
“编者不必心痛也不必苦闷，我们除原谅安慰外，还会鼓励你们的。我们愿意出了钱看空白可以填的报纸，不愿意看那些免费赠阅的‘宝货’，虽然空白，正是‘清白’！白的多有意思！”
日机滥炸平民区域
（1940年8月22日）
本来空军的作用，其一在掩护陆上部队的进攻，其二在破坏敌方的军事设备，此外据说还可以造成敌方民众的恐怖心理，摧毁其继续抵抗的勇气。日军进攻重庆，事实上既无此可能；历次的大举轰炸，华方军事设备不仅无甚损失，且其轰炸的主要目标亦显不在此；则其意在屠杀平民，妄冀华人因畏战而接受奴隶式的和平，已无疑问。
是的，无数无辜的平民妇孺，是在日机的炸弹下丧生了，原来生息繁茂的住宅区，熙来攘往的商业区，都化成一片瓦砾场，然而日方“武装亲善”的使命果能达到了吗？灾区的人民，目击其庐舍为墟，亲人惨死，孰无人心，不益坚其同仇敌忾之心，对侵略者的残忍加深其愤怒，而愈觉非抗战到底无以雪此奇恨？在中国政府有计划的事先撤退事后救济下，富于毅力的灾区民众，定将愈经磨练而愈为坚强，以其全力支持抗战，协助建国大业的完成，而今日的瓦砾上，必将出现更有活力的新生的都市。
悼程振章先生
（1940年8月23日）
中文《大美晚报》编辑程振章先生遇暴以后，伤重不起，终于前日撒手长逝。稍具人心者，无不痛恨暴徒的罪恶，对程先生致其敬悼；而在服务于新闻界的我们，因为感到像程先生这样忠实于新闻事业的人，正是同业中最好的典范，不幸惨死，哀念之情，尤难自已。
熟悉程先生者，都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与外事，根本没有政治色彩，惟知在本位上努力的新闻从业员。对于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暴徒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也许因为程先生太重视新闻记者神圣的天职，不愿违背正义良心，而与他们同流合污的缘故；但我们推测暴徒们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于想用这种一再使用而失效的卑劣的手段，直接威胁程先生所服务的《大美晚报》，间接恐吓全市拥护正义的新闻界同人。
像这种企图，不仅令人愤怒，且亦幼稚无聊得可笑。大美晚报自开始发行以来，即以立场的严正，报道的正确，取得广大读者的信仰。在恶劣的环境中，它屡次成为暴徒们破坏的目标，前乎程先生而牺牲者，已有朱惺公张似旭二先生，但该报曾未因受此种打击而更易其一贯的铮铮的态度。此次程先生的遇狙，当然也决不会使该报改变初衷，达到暴徒们所预期的目的的。
至于全市新闻界同人，在当前艰难的处境下，本来明知随时随地，生命安全都有遭遇危险的可能，然而经过这几年来的磨练，已经使每个人变得更刚强了。为了发挥新闻的使命，传扬人间的正义，他们都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恶势力相抗争，任何威胁，在所不顾，以往如是，今后亦仍必如是。死了一个同志，不仅不能使他们胆寒，反而因为感到自身责任的加重，而倍增其奋斗的勇气。
这种奋斗决不是徒然的，因为正义的力量必有一天胜过暴力。
一吨炸弹的“神威”
（1940年8月25日）
日机连续不断轰炸重庆及其附近，平民死二千余人，财产损失达美金一百万元，这一种血淋淋的事实，中国人民将永远铭刻不忘。但日方所得的“收获”，果能抵偿他们所付的代价吗？
据中国官方估计，自五月十八日至八月十四日止，日轰炸机袭击重庆先后凡三千三百架，掷弹二千五百吨，被华方击落之日机六十四架，共计日方消耗约达美金四千七百万元。
日方以一吨炸弹击毙中国民众一人，就双方物质损失而论，比例为四十七对一。我们从此一事实上，不能不钦佩中国政府防空措置的得宜，能在日机盲目滥炸下，减少平民的死伤数至最少限度，使日方所得远不偿所失。
至于日机轰炸所得的精神上效果，即所谓“摧毁中国民气”这一点，则我们早已说过，是完全等于零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易动怒的民族，但一旦被激，则其誓死不屈的精神，亦远非其他民族所能及，滥肆轰炸是不能使中国民族屈膝的。
罗马尼亚人民反对割土
（1940年9月3日）
罗马尼亚在德意发号施令式的“仲裁”之下，以外锡尔伐尼亚省北部四万五千方公里的领土割与匈牙利，实逼处此，无力反抗。然其政府则既因自觉愧对国人，拟图辞职（三十一日路透社罗京电）；割让区的士兵乡民，复反对接受该项“判决”，宁愿战死该处（一日合众社罗京电）；罗国各地民众又一致反对放弃寸土，而有大示威运动发生（二日路透社罗京电）。此种人心不死的表示，在中国的“投降论者”看来，自然要嗤为愚不可及，然而稍有良知者，闻之孰不为之感动。
罗国人民此种不屈的精神，虽未必能挽回既成的局势，但至少表示了罗国民族是不甘听人宰割，供人奴役的，凭着这一点精神，即可为将来复兴的基础。他们比不上中国这样拥有广大的国土无限的人力与丰富的资源，他们更不像中国这样只须对付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侵略国家，可是他们尚且不惜流至最后一滴血以捍卫其宝爱的国土，这自然是每一个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所愿申其钦佩之忱的。
又是特别戒严
（1940年9月4日）
昨晚十时后两租界又特别戒严，两租界各交通要道，概用铁丝网堵住，其中真正原因如何，虽因两租界当局没有正式通告，无从知其底细，但据一般推测，或许与昨日刘呐瓯的暗杀案有关。在租界内，某方为欲取得借口，破坏两租界的现状与治安，过去曾行了许多苦肉计，这次究竟是否基于同一作用，明眼人自然明白，我们不愿论断。但既有足资借口的事件发生，租界当局为加强戒备起见，上项措施，是必需的，而且是每个市民所当深表感激的。
直到现在为止，公共租界中区的接防问题，始终没有获得最后解决，有心人正可乘